二〇九、快嘴的总行新行长黄鹿
下午三点多，湖贝支行来了不速之客：市民银行行长黄鹿一行突然造访。 当他来到湖贝支行三楼办公室楼梯口的时候，计划员熊自伦正好有事要往营业厅去，见到黄鹿，就像见到自己的父亲般的激动。她高兴地说：“黄行长，你好！” 黄鹿不知道打招呼的是何人，便问道：“你是？” 熊自伦把手伸给黄鹿，两眼脉脉含情，放出异样亮光，自我介绍说：“我是湖贝支行计划信贷科的熊自伦。” 黄鹿略加思索，也是伸出右手与熊自伦的手握上，微微点了一下头，说道：“哦！熊自伦，你写给我的信，我收到了。谢谢你啊？” 熊自伦及时跟进地说：“不用谢，请黄行长多加关照。你找王行长是吗？”说完带着黄鹿一行来到王显耀的办公室，然后知趣地离开了。 看官！按理说，黄鹿接收熊自伦的信件并与熊自伦在这种场合握了一下手，那是再正常不过了。岂料，一年之后，被熊自伦借题发挥，在旁人看来，好像一段绯闻，直让黄鹿哭笑不得。——这是后话。 却说王显耀看到黄鹿在总行即将要召开重要会议的当口，还来造访，不知是什么意思，在招呼黄鹿坐下后，对黄鹿说：“黄行长要来我们行指导工作，也不打个招呼，好让我列队迎接。” 黄鹿说：“不了，原本的安排就没有这一出，我们是在宣布撤换中兴支行领导班子后，觉得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不知道湖贝支行在哪里，加上在你这里挂点的何老太婆——何行长，天天在我耳朵旁边说王行长如何如何艰苦，活得都不太像人样了，我是想来看个究竟。你看，还不错吗！你的办公室跟市长的差不了多少。是不是？”说完，自己先笑起来。 王显耀也在附和着笑着，脸上渐渐的有点红。 后来，王显耀打了一个电话给陈作业，叫他过来，陈作业过来后又是一阵寒暄。接着，王显耀介绍了支行的大致情况，黄鹿等人才离开湖贝支行，回总行去了。 下午四点多钟，夏天坐上王显耀开的车，往总行开去，准备到大水坑财政招待所参加总行经营工作会议。到了总行，下了车，王显耀对夏天说：“我到人事处还有点事，要上车时，你上你的车，不用等我，我们在大水坑会合。” 夏天说：“好的。” 不一会，夏天坐上了等在市民银行总行前门广场的总行中巴，在车里等待其他与会人员上车。这时，总行办公室的职员一阵忙乎，上来几个总行的与会者后，行长黄鹿也跨上了中巴车的前门，他上得车来，看了车上的人员，还没有坐下，问道：“哪位是夏天？” “我是，”夏天忙从座位上站起来，对黄鹿说：“黄行长你好！” 黄鹿看了夏天一眼，好像有了印象，点了点头。 过了一会儿，总行的三部中巴车出发了，一齐向大水坑招待所开去。一个多小时后，与会人员到了大水坑财政招待所，夏天与王显耀被安排在三楼的一个套间，这间房的房门正对一个半回字型的休闲大厅，大厅里放着一部供整层楼住客使用的外线电话。从这间门往外看去，谁在打电话一目了然。 大家稍安顿好，便下楼到饭堂吃晚饭。吃过晚饭稍事休息，与会人员集中在观海楼一楼会议大厅，开始了经营工作会议的第一场会议。会议由市民银行董事长申一枫主持，行长黄鹿和监事长胡秀丽分别讲话。 黄鹿在讲话时说：“这次会议的开法，有个会议安排，不说了；内容应该是一次务虚会。解决大家思想上的问题。我们要进一步明确：为什么会有市民银行的诞生？当然，在座的人替市政府、替市民、替人民银行纠偏治乱，稳定金融秩序，立足点是解决问题。两年来，干到这一步不容易，但是，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真有点满眼朦胧的感觉：要培养劳动者足够的专业水平和良好的职业道德；要形成符合市场需要的有序竞争机制，而不是不对称的恶性竞争手段；要明确重心，防范风险，强化内部管理；要建设适应市场需要的技术装备；要在下大力气抓整顿的同时，同样下大的力气抓实际工作。同志们哪！每每想到这些，我就睡不着觉，是啊，时不我与，时不我待。总行横下心来，让大家来到这个山清水秀，一轮明月共潮生的观海楼闭关苦修，希望大家静下心来，坐地成佛，修成正果。这就引出了这次会议的第三个问题：纪律和要求：吃住大水坑，不得下山扰民，包括不得sao扰自己的子女和老婆；开会就应该像开会的样子：多想、多说、多动手，希望能放下的事就放下，好好开你的会。同志们，我这点要求过分吗？” 监事长胡秀丽在随后的讲话中说：“我是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们市民银行的当务之急，第一，是要树立实实在在的经营之风，不要弄虚作假；第二，要强化合法经营、合规经营、稳健经营、健康发展；第三，要做到稳健经营，就要消化不良资产，逐步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这天晚上的会议很短，但却是整个经营工作会议的基调。人们散会后，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分别聚集在由昏暗的氩光灯照在树枝上而产生的花前月下氛围中的山沟余坪旁谈天说地。王显耀和夏天离开会场后没有流连，直接上了住处三楼，准备看会务组分发的讲话材料。 两人斜靠在各自的高低屏床上，还没有怎么进入角色，申一枫和黄鹿两人敲了敲门，黄鹿嘴快地嚷嚷：“王行长，没有在花前月夜谈心，看来心事不轻啊？” 王显耀、夏天看到总行领导前来探营，马上从床上站起来，眼睛都看着申一枫，这时，申一枫谦虚内敛地微笑着低声问：“看什么呢？” 王显耀显然在一起回答两人的问话，认真地说：“我长得不怎么聪明，想来个笨鸟先飞，先消化、消化会议文件。”说完，请申一枫和黄鹿一个坐在凳子上，一个坐在席梦思床上。 申一枫坐下后，对王显耀说：“王行长原来不是搞经济的，能专下心来适应环境不容易，没有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是很难胜任的。” 王显耀说：“是。” 后来黄鹿打开了话盒子，念起了银行经。这时，由总行下放到罗湖支行的李纳和上步南路支行的万人也来到王显耀房间凑热闹。于是，支行一线的同志大倒苦水，好像日子过不下去了，累得申一枫、黄鹿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这时，这间房子的主人——王显耀和夏天，倒是成了在场人中最守本分的人，静静地听着诸位高谈阔论。 一个多小时后，申一枫、黄鹿两人才离开。于是，三家支行的头儿又开始了无拘无束的调侃。 过了一会儿，总行副行长罗艺也来到这间房里，对大家作礼节性拜访。 后来，王显耀想起几个月前夏天对信贷处长易木子的判断果然应验，认为有先见之明。于是，对夏天说：“易木子的事，不幸被你言中。你看人还是有点基础啊？” 夏天笑着说：“瞎碰。” 停了一会儿，王显耀推心置腹地问道：“你看了我们总行两个新领导有什么感想？” 夏天知道王显耀的为人，略加思索地说道：“对于申董事长，我是第一次听他讲话，我觉得他在谦和的话语当中，暗藏着杀气，日后不会是个善主；而且他不拘言笑，合乎弄权之人的特征，只是目前他可能判断还不到时候而谦和着。而黄鹿行长则不同，无论怎么坏都坏不到哪里去。他的问题是因为话太多、太快而产生的。……” 夏天还没有讲完，王显耀“啊？”了一声。 夏天笑着解释道：“纵观人们的讲话，多了、快了，一定是没有分量的，也不会是一个老成持重者。俗话说：饥不择食，慌不择路，急不择言，讲急了必然没有质量。有一个笑话把讲话与放屁联系在一起，说：‘讲话放屁。’这就是说，讲话跟放屁一样。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当一个人放屁的时候数量又多、声音又响时，必然影响这屁的质量，放出的屁连一点臭味都没有。我估摸着，这还是有科学根据的。” 夏天说完，王显耀忍不住笑了起来，说：“老夏，你还挺多古怪的。” “事实的确如此，”夏天解释道：“我最近经常看香港凤凰卫视的时评节目，他们有几个时事评论员，说实话水平都不低，知识面很广。但其中有一位讲话非常快，常人可能会认为他反应敏捷，水平出奇的高，且在嘴上经常挂着‘解决结构性矛盾’、“深层次问题”、‘新思维’等等口头禅，让人听了不知所云，深不可测。但只要将它的讲评记录成文字稿详加推敲，起码有百分之四十的话语是多余的口水语。你想，这多害人呢！” 接着，夏天认真地说：“你讲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合适，分寸感很好。其实，你性格比较硬，讲话的时候看着对方，声音很柔和，看人点菜。让懂道理的人听后很难抵制。” 王显耀笑着说：“我有这种魅力？” 夏天说：“是啊！你有很多‘粉丝’啊！黄鹿行长就不同。我曾经在信贷专业会议上听过他一次讲话，当时，他一方面还留恋他原来工作过的国有大银行的实力，没有切入我们市民银行的氛围中来，另一方面，说出的话也有一些是不恰当的。” 王显耀问道：“他当时讲的是什么事？” 夏天说：“他当时讲到了我们深圳本地的两家上市公司，这两家都是市投资管理公司控股的，我当初作为市属一级公司的审计部长，也对它们的经营状况有所了解。黄行长赞扬其中一家搞石化的，说它管理好。因为这家企业离我们总行近，估计他去参观了一下，凭印象就当了义务宣传员，已经有点吹牛的味道了；另一家是近十余年间三起三落的生产经营电子产品的本土公司，当年这家公司最困难的时候，员工的工资常常打白条、发期票，有时甚至拖了一年多才发出来。最近是三起的高峰期，一家国有银行将它的42个亿的贷款负债，全部担下来，成了这家公司唯一的结算银行。其实，这件事无论对那家国有银行来说，还是对这家企业来说都不是好事，但却被黄行长大力弘扬一番。这就形成了他在信贷专业首次讲话的负面效应。其实，道理很简单，如果他不讲，部下还不知道他的深浅，他一出口，人们便摸到他的底了。所以，‘沉默是金’是有道理的。” 王显耀听夏天说完，若有所思，没有再讲话。 却说夏天也不是一个嘴快鼻快之人，他之所以敢于在王显耀面前点评两个刚刚上任的总行领导，说明在夏天看来，对王显耀的为人是信赖有加的。而王显耀与总行领导和夏天之间，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自然不敢在作为部下的夏天面前过分发挥对头儿的看法。他是一个稳重的人，对于夏天讲的，虽有同感，但还需时间来印证。 人们观察他俩在房间所论，正如一首诗所云： 数言巧点领头船，诤友无惧惹祸端； 洞察前车可作鉴，心底无私天地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