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王莽改制，文化变革

    (一)改度量衡，天下同准

    在战国时代，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度量衡。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以后，秦始皇便统一度量衡，统一度量衡不仅对巩固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起到重要的作用，也对加强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促进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汉承秦制，并无多大变化。

    汉武帝时代，外事四夷，拓疆扩土，周边增加了许多郡，都是秦统一领土之外的地方。这些地方也都有自己的度量衡，又与周边地区相互影响，使全国范围内的度量衡出现了混乱，出现不统一，无法像秦朝一样。而汉朝也没有做过统一度量衡工作。所以，一直到了王莽，才把统一度量衡工作为一切事情之重，优先统一度量衡。

    汉平帝时期，刘歆[(公元前50年－公元23年），字子骏，后改名刘秀。西汉宗室、大臣、经学家，楚元王刘交五世孙，经学家刘向的儿子。汉成帝时，刘歆以通《诗》《书》，能属文而被召为黄门郎。河平元年（前28），奉命与父刘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举凡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后为中垒校尉。汉哀帝初，大司马王莽荐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又领校《五经》，完成父亲未竞事业，总群书而类别为《七略》。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建议立《周礼》《左传》《毛诗》《古文尚书》等古文经于学官。遭今文学博士反对，因移书太常博士责之，语甚激切。由此触犯执政大臣，出为河内太守。后历任五原、涿郡太守、安定属国都尉。汉平帝时，王莽执政，征入为右曹太中大夫，迁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封红休侯。使治明堂、辟雍，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历。又与甄丰、王舜等称颂王莽功德，议立安汉、宰衡之号。王莽代汉，拜刘歆为国师，封嘉新公。后谋诛王莽，事泄自杀。其著有《三统历谱》，计算出圆周率为3.1547，世称“刘歆率”。原有著作已佚。明张溥辑有《刘子骏集》收入《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就负责统度量衡的工作。王莽时代，刘歆因多次帮助王莽而被封为国师，所以王莽认为他有经验，便让他统一的度量衡。刘歆也不负重望。后来载入班固写的《汉书律历志》，而这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度量衡史籍。

    据王国维说，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曾将一种量器颁行天下，共一百余件。以此器为标准，天下度量衡再一次得到相对意义上统一。这一百余件量器，后来在朝代变迁中逐渐消失于历史之中，虽然历史上又多次发现这种量器。但如今故宫博物院坤宁宫也仅有一件完好的量器，王国维称其为“新莽嘉量”。王莽时代的度量衡标准器，只有新莽嘉量是完整的原器，度与衡的标准均已破损残缺。不过，今人可以根据现存实物和史书记载研究可以还原王莽时代的度量衡全部定制与标准。

    “新莽嘉量”中央是一个大圆柱体，近下端处有底，底上为斛量，底下为斗量。两边还有两个小圆柱体:一个小圆柱体，底在下端，为升量;另一个小圆柱体，壁甚厚，底在中间，底上为合量，底下为龠量。这个量器，向上是斛、升、合，向下是斗、龠，共五个量。这五个量内均为圆形，但径长多少却没有记截。

    同时在斛上铭文中记载，斛深一尺，斛内圆容一边为一尺的正方形，正方形四角与斛内壁不直接，略有空隙。这样，尺的标准就可以推算出来了。十尺为丈，十丈为引;尺的十分之一为寸，百分之一为分。尺的标准确定以后，分、寸、尺、丈、引五度也就可以随之确定了。《汉书.律历志》说嘉量“其圆象规，其重二钧”，新莽嘉量重量的一半就是一钧，钧的标准确定以后，根据“二十四铢为量，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铢、两、斤、钧、石五权的标准量也就明确了。

    因此，发现新莽嘉量原器，在中国度量衡史上意义重大，同时整个中国度量衡实制，几乎都可以由此器证实，对后世乃至如今都有影响。

    据刘复推算的结果，新莽的一尺为23.08864公分;新莽的一升为200.63492公撮;新莽的一斤为226.6666公分(克)。按古代货币来校验重量也是一种可供参考的方法。用新莽时代的货币平均重量，计算得出一斤为218.794公分(克)，比嘉量所推算出的值要小一些。可能由于货币在商品交换中不断流通、磨损，而嘉量则不磨损的缘故。

    新莽所流传下来的度量衡标准器并不多，而它的影响却十分保远。度量衡于始建国元年颁给各郡国，起了统一度量衡的作用，后来，虽然标准量器(原器)丢失不在，但当时统一下来的定制却一直在民间运用。而东汉建立仍是采用王莽时的定下的定制。

    王莽度量衡改革影响很大，基本上奠定了中国以后两千多年的度量衡制度的格局。这也是王莽改制中对中国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也有被后世称赞的一次改革，受后世肯定。

    (二)行周之礼乐，倡礼乐之风

    新朝建立以后，王莽是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将所有的政令、制度、设施、改革方案，从王田奴隶政策、五均六管之法，到爵位、官制、礼乐，总而言之，一切言谈举止，都在模仿西周礼乐制度。为啥是为了博一个周公再世，英明圣贤的君主名声。

    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二月，王莽亲至明堂，与百官、儒士进行了一场授茅土活动，现在看起来十分搞笑，但也使他的目的成功了。他以《尚书》《周官》《诗》等儒家经典为依据，制定出一个地分九州，爵有五等，裂地分封，授爵授茅土的办法。王莽的这个活动，是想用被他理想化后的分封制来欺骗官吏与豪族，让他们在对未来的领及财富的向往不已，使其支持政权，不心怀反意。

    王莽登基为皇之后，便十分热忠于制礼作乐之中。因为在他认为中，礼与乐更多在外，最易使人愉悦。王莽登基时，就对新朝的正朔、服色做了有区别于汉朝的规定。不过因为礼乐制度涉及的范围太多，他一时也来不及对汉朝的礼乐制度实行全面的改定，只能急用先改，对某些急用礼乐做了修改如朝礼做了部分变革。天凤元年(公元14年)，王莽打算行巡狩之礼，虽然没有实施，但也制定了一套巡狩之礼，这个也算是白费了。始建国次年（公元10年），王莽接受表弟王舜的建议，集天下贤能之士皆来长安，开始编汇《汉语典》《医典》《婚丧典》《文学典》等重要典籍。天凤元年春三月乃成。第二年，他又集合一群公卿大夫、文人学士“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然后进行全面、大规模地制礼作乐的活动，颇有当年周公制礼乐之风，但终究不如周公，必竟模仿再像也只是模仿。

    据《汉书王莽传》记载，天凤六年(公元19年)，“初献《新乐》于明堂、太庙”。地皇三年(公元22年)正月，九庙建成，王莽举行谒庙大典，这表明已有了祭祀祖庙的礼乐。[(九庙”除王莽自定的九座外，还包括了三个远祖——帝喾、田和、田建，由于庙数应指常数，故以“九庙”称之。也有人认为，多出的三个是新庙，即王莽自留庙及其子孙有功德而为祖、宗者。而王莽之所以称“起九庙”而建十二座，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西汉王朝生前立庙但不称“庙”的传统，因此王莽在世之时不能宣称为自己立庙。这种生前立庙但不能称“庙”的现象，有汉以来就存在，是汉王朝的固有观念。九庙建成不久，即毁于王莽末年起义军兵临城下的点燃的那一场大火，火力之猛竟然将土夯台烧得像红砖般坚硬，但是遗址中仍发掘出大量精美的瓦当。瓦当，是指古代中国建筑中覆盖建筑檐头筒瓦前端的遮挡。其中中心建筑内出土的月牙形瓦当成三星拱月，院内镇守四方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瓦当至今仍栩栩如生)]。其他礼乐情况，已不清楚，无历史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