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我赶紧收拾利索手里的活，跑出去。就见大队院里熙熙攘攘，人声鼎沸，似乎家家户户的人都出来了，诺大个院子顿时显得小了许多。

    村里有一个很大的马圈，与大队院门对着门，平时只是村里的人们使用的马放在里边。今天的马圈几乎满了，都是马。我们赶紧飞奔着跑向那个大马圈前。马圈前人头攒动，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估计各家各户的屋里一定已经空了。只见马圈门口挤着许多人，都是我不认识的。随口问了我身边的人，他告诉我这些都是各个马包的人，他们所有的马都在这儿呢！

    马圈的木头门一开，走出来一个男人。他的手里牵着一匹没有备鞍子的小马的缰绳。只见那匹小马挣扎着想要挣脱那个人的束缚，跑回到马群里去。那人牢牢地抓紧缰绳，用力的把那匹马拉出了马圈。在马圈外边，那人先是给不断地挣扎着的小马戴上了马嚼子。然后那人左手抓着马缰绳，右手拿起放在马圈墙上的马鞍子，飞快的把马鞍子放到了马背上。眨眼的功夫，他已抓过了一根马肚带，并迅速的系在马肚子上。转瞬之间，他又把另一根马肚带抓在手里，并以相同的方式系在了还在继续挣扎的马肚子上。看完这整个过程，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字，“快”。这时候，我听到身边有人用汉话说：“别走，看他骑生个子马。”我只顾全神贯注的看那骑手备马鞍子，始终没有回头。不知说话的人是谁，也不知他是不是在对我说话。

    牵着马的那人站起身来，可以看出那是一个大约三十岁的年轻人，个子不太高，但长得很精神。上身穿一件小皮袄，腰里扎着一条很旧的蒙古腰带。头上戴着一顶被这里的人们管它叫做“草原前进帽”的鸭舌帽，，脚蹬一双长筒皮马靴。在左手的手腕上挂着一条马鞭子。他手里牵着他的马，向一处比较宽敞的地方走去。我说的“宽敞”仅仅是相对于其他拥挤的地方而言的。其实，大家都知道他要上马了，纷纷闪出道来，刻意给他让出的地方。只见他挺直了胸膛，把马鞭子挂在了马鞍子上，腾出手来解开腰带。正当我以为他是要重新整理腰带时，他却解开了裤子，并把手伸进了裤子里。就这样，这个已经成了大家关注的中心人物，在众目睽睽之下，先要撒泡尿。

    我偷偷地向四周看了看，当地的村民，无论男女老幼，视线始终都没有离开他。专注的看着他一本正经的在那里撒尿。唯一转过视线的是我们那几个女知青。尿撒完了，是到了可以轻松上阵是时候了。他重新整理好裤子，系好腰带，又用力的紧了紧。将马鞭子挎在右手腕子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突然，他左脚飞快的蹬上马蹬，随着身体向左转动，右腿迅速抬起，跨过马背坐在了马鞍子上。这一切是那么快，快得使人来不及眨眼。

    事情并没有接束，在他刚刚坐到马鞍子上的时候，那匹小马的后腿一抬，尥了一个蹶子。紧跟着一个接一个的尥起了蹶子，同时，马的腰部用力向上拱起，身体在尥蹶子的同时还在向着一个方向旋转。那小伙子稳稳地坐在马鞍上，身体随着马的跳动起伏着，左手紧紧地抓住马嚼子，右手挥舞着马鞭子不住的抽打马屁股。终于，不知是被马鞭子打疼了，还是尥蹶子尥累了，那马不再尥蹶子，它飞也似地跑了起来。围观的人们赶紧把路让开。这时，他手中的马鞭子停住了，左手拉着马嚼子引导着马儿向山上跑去。马儿发疯似的向山上跑着，那马倌似乎很享受马的奔跑，他身体向前倾着，好像很舒服的坐在马鞍子上。时不时的还用马鞭抽打一下马屁股。马儿越跑越慢了，渐渐地有一些跑不动了，开始喘起粗气。再看那马倌，又挥舞起了马鞭子向马屁股上打去，两只脚也在不停的夹马肚子。似乎在说：跑啊！你继续跑啊！最后，马儿在顽强地又跑了一段距离以后终于再也跑不动了。无论怎么打它，它也不跑了。那马倌骑着它慢慢的走下山来。我目不转睛的看着，心里佩服那小伙子，同时我还在想着怎样把这个场景写进我的信里，把这一幕幕都告诉我的家人。

    在这个马倌与马儿顽强地拼搏的时候，马圈里的马儿被一匹匹的牵出来。许多的蒙古勇士们勇敢的骑上这些生个子马。我抽空转过头来看了看，原来在我身边的是队里的会计包玉龙。包玉龙是个大约50岁左右的蒙古人，他的汉话也是十分流利。又有一匹马被牵出来了。与刚才不同的是，这个骑手没有给它备上鞍子，只是给马戴上了嚼子。我正奇怪这是为什么的时候，那骑手已经飞身上马了。这匹马与刚才那匹马真是不一样，它没有尥蹶子，也没有跑，却出乎意料的躺在了地上。包玉龙在一边对我说：“他们马倌都有经验，看出来这匹马不会尥蹶子，可能会躺下，所以根本就没有备鞍子。假如有马鞍子的话，马鞍子就会把人腿压折了。这样没有马鞍子，rou挨着rou，压上也不会压折了腿。”我问包玉龙：“这里不是打马鬃的现场吗？为什么只见骑生个子马的，不见打马鬃的？”包玉龙说：“其实你没看见，那边肯定有人在打马鬃。你看，就在那儿。”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见远处有一个大炉子，炉火很旺，火苗冒起很高，炉子里在烧着一个什么东西。一些人按住一匹马，用剪刀剪去马脖颈上的鬃毛。然后拿出炉火中烧着的那东西用力按在马屁股上，马屁股上冒出了一股烟。

    “打马鬃就是这样打吗？那些人在干什么？”我问。

    “那些人在给马身上烙个印记，这马再走到天边，也能知道那是我们沙仁台的马。那个印记是我们沙仁台的蒙文的符号。打马鬃嘛，就像是给马剃头。是把马脖颈上的鬃毛剪去一部分，剪整齐了。但不是所有的马都要打马鬃，儿马子就不打，儿马子也不印标记。”

    “什么叫儿马子？”

    “就是公马，**。我们骑的马都是骟马。”包玉龙耐心的为我解释。

    “为什么儿马子不打呢？”

    “带着长长的马鬃多好看啊！一群马里面，儿马子不多，就那么几匹。每匹儿马子都有几匹骒马——哦，骒马就是母马——一般都有十几匹。马倌每天站在山上，只要数数儿马子的数量，就可以知道他的马少没少。儿马子怎么看？就是看它的马鬃。长长的马鬃飘在马的脖子后边就像女人的长头发，非常显眼，老远就看见了。其实，打马鬃就是个形式。咱们这每年的打马鬃就像是农区的大秋一样，是一个丰收的仪式。打下来的马鬃没有多大的用处，只能搓绳子用，卖也卖不了多少钱。不过，这马鬃搓成的绳子倒是很结实，马的肚带也都是用这马鬃绳编的。打马鬃这个热闹的场面主要是为了借此统计一下马匹的数量，看看比去年增长了多少。”到底是会计，知道的就是多。

    在我与包玉龙说话的时候，刚才那个躺倒的马已经重新站了起来，那马倌也已经重新骑在马上。迅速的、用力的用马鞭子抽打着马屁股。那匹马在鞭子的驱使下也奋力的跑了起来。包玉龙接着对我说：“咱们这有一个规定，这些生个子马谁先骑，谁就有一年的权力。”

    我没听明白，就追问他：“什么一年的权力？一年什么权力？”

    “他骑了这匹马了，这匹马在这一年里就算是他的马了。他可以把他自己的专马养起来。过了今天，你要想骑这匹马，就得找他要。他就是这匹马这一年的主人。”

    真是个奇怪的规定。“那，我们知青要是骑了，也有一年的权力吗？”我问。

    “当然，你想试试吗？想试试就跟他们说。要不然我替你跟他们说去？”

    “不，不，我根本没骑过马，骑这生个子马就更不行了。”

    看着这些勇士们在努力的拼搏，我们这些知青们现在只有做观众的份。“这里这么热闹。每年都要打马鬃吧？年年都这么热闹吗？”我问包玉龙。

    “是啊，年年都这么热闹。不过每年都不在村里，都是在接羔站。今年是为让你们知识青年看看热闹才放到了村子里。不过要说热闹，这可不算热闹，你们没见那达慕大会，那才叫热闹呢！”早就听说过在内蒙古有个那达慕大会，今天听包玉龙提起，忍不住顺口问道：“那达慕也是每年都有吗？在哪儿开啊？”

    “自治区每年都开一次那达慕大会，大都是在锡盟那边。过去咱们队里每年都派人参加，这几年搞内人党搞的，那达慕大会也不准时开了，咱们队也好几年没参加了。”包玉龙耐心的跟我讲着。

    “锡盟？锡盟在哪儿？”我问。

    “咱这内蒙古是从东到西一个长条，锡盟在西边呢，离咱这大概得有上千里路呢。那时候，咱们大队的马也参加过那达慕的赛马比赛，还得过冠军呢。”

    “是吗？”包玉龙的话让我也感到自豪，毕竟我也算是这匹冠军马的家乡人。“当然了。咱们大队拿过两次冠军呢！”包玉龙也显得十分自豪，“前年，那时你们还没来呢，咱村里有一个叫却吉巴根的当年的牧主，骑着那两匹得过冠军的马一口气跑到外蒙。”听到这里，我一下子来了兴趣：“咱这到外蒙有多远？”

    “大概有三百多里地吧。你将来要是跟包游牧就会知道了。”

    “三百里地骑一匹马不行吗？”我继续满足我的好奇心。

    “你要是不着急慢慢走就没问题。可他是叛逃啊，是偷着跑的，他怕人追上，就得快跑，争取一口气跑到外蒙，那样，一匹马就不行了，非得把马累死不可。”见我听得入神，包玉龙接着说：“两匹马，还要备两副鞍子，两匹马换着骑，跑一阵儿就换一匹马。”

    “后来呢？他到外蒙了吗？”我问。

    “到了！可是那边蒙古边防军不让他过去，把他扣在边防站了。后来，蒙古边防站打电话跟他们的领导联系，他们的领导最后又跟咱们这的公安局联系，咱们公安局就去人把他给领回来了，把他押到公安局去了。那两匹马也糟践了。”

    “为什么？”

    “骑马跑长道，到了地方必须要溜溜马，不然马腿就会淤血，马腿一淤血，那马就废了。你想啊，他骑了那么远的路，到了外蒙的边防站谁给他遛马，结果两匹马都淤血了。真可惜呀！那都是那达慕的冠军马啊！”

    “后来那人怎么样了？就是那个叛逃的牧主。”我问。

    “公安局把它押走关起来了，还没等判刑，他就得病死了，死在公安局关押他的地方了。”

    “他往外蒙跑干嘛呢？到那找谁去？”我不解的问。

    “他在那儿好像有亲戚吧，这事我也不太清楚，反正他已经死了。他媳妇也改嫁了，这个家就算完了，没人了。他也没留下个儿女什么的。”在看热闹的人群中，我看见了柯华。他正在与一群人说笑着。见到我，他忽然想起了什么，伸手向我示意让我过去。

    我跟包玉龙打了个招呼，向柯华走去。来到他身边，他对站在他旁边的石桩子说：“来，石桩子，咱玩打帽子啊。我打你的帽子，你也打我的帽子，看谁能把谁的帽子打掉在地下。”

    谁知那个头儿比柯华高许多的石桩子一下就从自己的头上抓起帽子扔在了地上，人也躺在地上，嘴里高喊：“我输了，我输了，我认输还不行吗？”看到这里，我笑了。柯华瞧着我也得意的笑了。看看太阳，已经是中午时分，打马鬃的人们都去吃饭了。原来，打马鬃时队里管饭。杀了一头牛，三只羊。我得回食堂去做饭，见食堂的那口大锅不见了。不用询问就知道是被打马鬃的人拿去了。想想也是，要煮一头牛三只羊，没有足够大的锅是不行的。全村唯一的一口大锅就在食堂里。那口锅可真够大的，直径大概将近两米。

    每天的饭好像都一样，没什么大的变化。唯一有变化的是牛奶。开始时，因为人多，牛奶不够喝，牛奶里面需要兑水或者米汤。后来，时间长了，牛奶开始有了剩余。我也就少兑水或者干脆不兑水了。起先，我也不知这变化的原因，直到有一天，在厕所里大便，我遇到了小寇。他说他自从停止喝牛奶就不拉稀了，还问我有没有拉过稀。我问他为什么要拉稀？他说，喝多了牛奶就拉稀。哦？有这回事吗？我即没少喝，也没拉稀。后来，与队里的蒙古大夫谈起此事，他告诉我说，牛奶不好消化，喝多了容易拉稀。这很正常。这就是让你们在牛奶里兑水的原因。

    我们这个村里有一个公共厕所，据说这在全公社是唯一的。它是在我们来此之前新修的。原先这里的人们都不用厕所，他们无论男女都是随地大小便的。后来听说知识青年要来，革委会主任阿拉坦巴根是个复员军人，知道城里人都在厕所里大小便，便坚持指挥修建了这个厕所。

    这里的女人一年四季都穿着蒙古袍子，单的、夹的、棉的和皮的。据说女人的蒙古袍子有许多种用途：穿着是件衣服；解手时就是厕所；睡觉时它是被子；对于皮袍子来说，做饭时它又成了案板。在这里，女人随地大小便的事情随处可见，她们根本就不回避任何人。只要看见她们在原地一转圈，袍子的下摆就展开了，人顺势就蹲在地上。方便过后，一走了之。她们从不回避任何人，无论男人女人。而男人则不然，由于受到布票的限制，男人们几乎只有皮袍子，没有像女人一样的单、夹、棉袍子。男人们解手也毫不顾忌周围有没有人，甚至于有没有女人，也不管在什么地方，解开裤子就解。而那些女人们也似乎司空见惯了，一点儿也没有惊讶以及回避的表示。蒙族女人们做饭时是这样的：单膝跪在地上，把皮袍子的下摆铺在地上，在它上面和面、切菜、剁砖茶。

    日子似乎就应该这样风平浪静的一天天过去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那一天，大家在食堂打完饭都还没有离开。当时，在食堂吃饭的人已经不多了。上包的走了，去接羔站的也走了。只剩下十几个人。那天食堂做的是烙饼。每个饼我们是按二两粮食记账。那个叫严响的同学带头向我发出质问：

    “这一个饼有二两吗？”

    “不知道。”我说。

    “那我们“约约”（yaoyao——称称）。”

    食堂里有秤，一称，果然不足二两。大家的矛头一下子全都指向了我，似乎我就是食堂的领导。严响带头拿出一副批斗走资派的架势，好像不把我打倒在地，让我永世不得翻身就算斗争不彻底，我俨然成了阶级敌人。他义愤填膺的质问我，为什么要剥削他们？那副样子，就差握紧拳头，高呼口号：打倒……了。我委屈的差点哭了。我又不是什么领导，这饼又不是我烙的，为什么把责任都算在我一个人身上？其他同学也在旁边随声附合。我身边的两位女生对我说，别理他，我们进去，就把我拉进了食堂里，并随手关上了门，任他们在外边大喊大叫。

    任严响在外边怎么喊，我这两个女生伙伴也不许我理他，更不让我出去。真感谢那两位女生，要不然不知会出什么乱子呢！很难确定在我压不住火气时，会不会与他动起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