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节 结束语

    从1969年5月10日到1980年3月31日，经过了十年多的漂泊，我这个游子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这一刻，我看家乡的山也美、水也美、人也美，家乡在我眼里似乎没有一丝缺点。哦，我知道了，这一切都源于这里是我出生的地方，这里有我的父母亲人，有我的兄弟姐妹。

    二弟告诉我说，病退回来的要到街里报到，要在知青办的那个老头儿那儿登记，以便一旦有了招工的机会他可以及时的为你安排工作。二弟的临时工的工作就是他安排的。据说知青办那老头现在特牛，所有返城的知青都去拜访他、巴结他，据说还有人给他送礼，目的就是希望早一点儿得到一个工作。

    我的档案必须要交到街道办事处，在去办事处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我刚刚回来，街里没有安置工作的人有许多，他们比我回来的要早许多，所以现在即使我给那老头送了礼，我的工作问题也要等一段时间才能解决，我不如过一段日子再来巴结他。暂时先找个临时工干干。

    到了街办事处，我去知青办，却没有见到那老头。接待我的是一个比他年轻的男人。我把档案交给他，然后拿出陈明写的那封信问他：“这个人在哪个部门工作？我找他有点事。”

    他看了看信封上的名字说：“这就是我，你有什么事？”

    “那你就是陈明的邻居，林X了？”我问他。

    “对。有嘛事你说吧。”

    “其实你看过信后就明白了。陈明就是让我问问，他现在想办病退还行吗？晚不晚？”我说。

    “哦，是这样啊。那你跟他是什么关系？”他一边问我一边掏出烟来，顺手递给我一支。

    我点燃香烟后说：“我们现在是一个厂子、一个车间的，他媳妇也在我们车间，开天车。”

    他打开信，看了看说：“他信上也没说嘛，也就是你说的那些事。行！你告诉他吧，现在办还行，要办就抓紧。”

    放下陈明的信，他又打开我的档案，只听他低声的说了一句：“又是这玩意。”就把档案袋里的东西又装回了那个档案袋里。其实那个档案袋就是一个稍大一点的信封。

    我的脑子里马上就显现出我的‘档案’的影像——档案遗失，特此证明——看起来，像我这样的‘档案’，他见过的不止一个。

    在他给我在一个大簿子上登了记后，就跟我聊起了陈明。他告诉我，他家与陈明家住一个楼，陈明家住一楼，他家住二楼。他还说起陈明的母亲在人民公园工作，他说陈明mama的年纪应该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他问我，陈明为什么不顶替他母亲？我说我哪里知道，他说你给他写信时写上这些。我赶紧点头答应下来。

    说起街道知青办里的那个老头，他告诉我，那老头今天有事没来。他是安置办的，不是知青办的，知青办现在太忙，那老头经常不在。他这个安置办主要是为复员军人和转业军人安置工作的，可是复员军人总归是少数，哪有知青的人数多。所以他总是有闲功夫。

    “不过，我得告诉你，安排工作的事我可不负责，还得找那个老头。那老头姓李，都叫他李大爷。其实他现在也就五十多岁。”他又递给我一支烟后说。

    “我刚回来，就是有工作也轮不上我，过过再说吧。哎，现在找个临时工不难吧？我先来个临时工干干。”我说。

    “行。回来我告诉李大爷一声，我也给你想着，放心吧，有信就叫居委会告诉你。”

    得到了他的这样的答复，我已经相当满意了。我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二弟一直在‘一招’做他的临时工。每天1.3元的工资，街道还要收取几分钱的管理费。街道也曾为他分配过工作，说是卫生局的工作，但仔细一打听，具体工作是在医院里做卫生，洗病房里的病号服等等这类的工作。二弟跟全家人商量，mama的意见是这个工作不干净，很容易被传染上疾病。mama的一票否决权决定了二弟不可能去卫生局工作了，所以他只能继续在‘一招’工作下去。

    忽然有一天的下午，家中涌入许多人，他们连抬带架的簇拥着二弟，一直把他送进里屋的床上。稳定下来后，那些人告诉我们说，二弟在工作时出了工伤，是被一块水泥砖砸在了脚上，右脚的大拇指骨折了。他们已经送二弟去过骨科医院进行了治疗，现在只是需要休息和静养。有一个像是负责人样子的人说，他们单位是事业单位，假如二弟伤好以后愿意留在单位工作可以提出来，单位会考虑为他转正的。

    自此，二弟便开始了漫长的修养之中。好在他只是一个脚趾受了伤，但毕竟是骨折，总要好好的休息一些日子。

    几天以后，我的临时工工作办好了，居委会通知我去木材二厂干临时工，待遇跟二弟一模一样。木材二厂？我在初中时就在它旁边的木器三厂做过学工劳动。虽说离家比较远，但也算是‘轻车熟路’了。第二天一早我就去木材二厂报到了。

    在木材二厂，我做的是搬木板的工作，把在烘干车间烘干了的木板装到平板车上，推平板车的另有一拨人。领工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长得身强力壮的人，其他人都是一群比我小得多的男孩，估计都是些初中毕业生。

    领工的姓杨，虽然他比我大许多，但我比他手下的那些小孩们就算是年纪大的了，他总是把我当做同龄人一样，说话很有些客气。他对那帮孩子可不是这样，不但张口就骂，还经常动手打。有时从澡堂子洗过澡回来，他会得意洋洋的对我说他在澡堂子里打那些孩子的过程，说的眉飞色舞。也正因为他对我的态度，影响到他的那群手下们对我也是恭恭敬敬、规规矩矩的。

    做这种工作的特点是有忙有闲，干一会儿就要休息一会儿。我在休息的时候就喜欢拿本书来读，由于担心书丢失，我特意带来在别人看来没兴趣或是看不懂的书，有时是文言文的书，有时是些古诗词，有时甚至是英文书。也许是我的做法收到了效果，我的书从来没有丢失过。这个组里的人，无论是谁，在我看书时走过来瞧瞧，“哦，这种书，没意思”。扭头走了。

    木材厂里最忌讳的是火，厂里严禁烟火，谁也不敢在厂区里抽烟。可是有一次在我们工作的时候，一个小伙儿带来了一个打火机。这是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打火机，塑料的外壳是透明的，看得见里面没有汽油和棉花，好像都是些透明的液体。

    那男孩一边拿出打火机来炫耀，但又不愿意人我们打一下试试。他说这打火机是一次性的，它里面的是压缩气，气用光以后这个打火机就废了。第一次见到这种打火机，感到很好奇。有一个男孩抢过打火机，用手搓了一下打火机上的轮，“噗”的一下，打火机上冒出了火苗。

    这种打火机真奇怪，它的火苗上不像我们使用的打火机那样会冒出一股烟。它没有烟，火苗很清澈，很好看。这个男孩一下一下的打，打火机的主人那个男孩企图阻止他，语言制止不住就上来抢。那个男孩边跑边继续打，直到那个男孩大声喊：“气快没了。”他才止住。

    这时拿过打火机来看，果然，原先打火机里满满的气，现在已经剩了一半。那个男孩心疼的直嚷嚷：“这种打火机不能灌气，这是一次性的打火机，气用没了这个打火机就废了。”

    我问他这打火机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是亲戚从日本带来的。他还说，在日本这种打火机很便宜，买一盒烟就可以送你一个打火机。啊！莫非这打火机比烟卷还要便宜许多？这怎么可能呢？我听后心里真吃惊。一盒香烟要好几毛钱，莫非说这样一个打火机的成本只有几分钱？

    快快乐乐的木材厂的生活没过多久就结束了。正当我一门心思的在木材厂干的时候，一天将近中午时分，二弟跑到厂里我工作的地点来找我。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修养，二弟的脚早就好了，只是还没有回去上班。

    我不知有什么事，赶紧跑到他身边问他，二弟低声说，街道通知你，说棉纺二厂又招工了，下瓦房街只有一个名额给你了，叫你今天中午到厂保健站去体检。

    时间紧迫，我马上找到老杨，说是家里有事，必须马上请假回家。老杨爽快的答应了，临走还大声的嘱咐我，家里要是有什么事，需要人的话咱这有人，要是受人欺负了也告诉他。这一番话语中饱含着的‘为朋友两肋插刀’的那种哥们义气，真令我感动。我笑着点头答应了，但在内心里还是拒绝了他的好意，随着二弟回家了。

    一帆风顺的通过了体检，我被厂里分配在厂原成科工作。说的好听吧，其实就是装卸工。所谓原成科，就是原料和成品科，我们的工作就是从仓库里向车间运送原料——棉纺厂里的原料就是棉花和各种化学纤维；再从车间里把成品——布匹和棉纱运到仓库，这就是原成科的工作。

    厂里说我们是返城的知青，年龄都比较大，所以不安排做技术工作。干这种‘壮工’活，不需要学徒，也算是对我们的照顾。

    我刚回来一个月就被安排了工作，这在街里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些比我回城早的人成群结队的找到街里兴师问罪，当然也有人来直接对我说三道四。我完全不知具体情由，就到街里来询问。

    我自始至终也不认识那个李大爷，仅仅认识这姓林的，我找到他问问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说：“当时棉二来要人的通知时间特紧，要求中午就到棉二保健站去体检，可李大爷不在，这事就交到了我的手上。至于谁该分配谁不该分配我一概不知，我知道的返城知青就你一个。以前那些人谁也没有找过我，托过我，我当然就把这个名额给你了。怪就怪他们自己太势利眼，给李大爷送礼时连看我一眼都不看。他们活该。”

    这就是结果，原来我还是沾了陈明的光。

    不久，二商局招工，这次招工名额很多，二弟也报了名。他被分配到副食品公司，具体工作是一个副食店的营业员。

    终于结束了漂泊的生活，我又回到了家乡，回到了我生活的起点，只是年龄从不足十七岁到了现在的二十七岁多。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只是年龄不可以从头再来，人的生命不可以从头再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