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 袁世凯韬光养晦 陶成章同室cao戈
【史要】宣统继位，载沣排挤袁世凯。第二次倒孙风潮，同盟会分裂；广州新军起义…… 却说，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后，醇亲王载沣的长子溥仪继位为大清朝的皇帝。 一九○八年十二月二日，这一天北风劲吹大雪弥漫；在紫禁城的太和殿上，年仅三岁的溥仪被抱上龙椅，开始了对这个行将就木的皇朝名义上的统治。正当满朝文武百官向他顶礼膜拜时，尚不懂事的幼帝却哇、哇地嚷着要撒尿了，顿时使朝堂上的大臣们不知所措哭笑不得。 太监们忙着侍候完了，溥仪又哭喊着要回家。 载沣只好哄儿子：“别哭，一会儿就完了。” 此时，既为父、又为臣的载沣不知怎的，竟在幼帝登基之日说出了如此不吉利的话；但他已顾不了那多，只想着能哄年幼的溥仪不要哭。而群臣闻言后皆瞠目结舌了，但只是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吱声。 忙碌了半天后，登基大典终于结束；自此，大清皇朝正式改国号为宣统。 因为，慈禧太后已经作古，宣统皇帝溥仪的生身父亲载沣不满足于当监国，也就被授予摄政王之职而位极人臣了。 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相继去世后，维新派人士显得有点无所适从了。 然而，康有为和梁启超对于袁世凯的出卖而致使戊戌变法失败仍耿耿于怀；于是，就写信给摄政王载沣，言：“袁贼乃先帝被囚禁瀛台之罪魁，当将其诛杀，以谢天下。” 御史赵炳磷也上奏弹劾袁世凯：“袁贼结党营私，挟制朝廷，包藏祸心。” 一时间，朝野响起了一片讨袁声。 且因为，袁世凯在主持预备立宪及官制改革中，损害了满人的许多利益；所以，满清权贵中也有许多人将他恨之入骨，都欲置他于死地。 辅国公载泽、镇国公载洵、肃亲王善耆等满清权贵也都前往求见载沣，要他惩治袁世凯，替皇室宗亲出气。 其实，对于袁世凯，载沣也心存芥蒂何尝不想杀他？袁世凯陷害光绪皇帝之事是世人皆知的，载沣确实也想为先帝、自己的兄长出这口怨气。且而今的汉臣中，除了张之洞之外要算袁世凯最权重了；虽然，老佛爷在世时已削去了袁世凯的一些头衔；但是，袁世凯至今位居军机大臣高位，仍大有呼风唤雨的能力而不可小觑。如若不除，迟早必成心腹大患；因此，袁世凯也就成了载沣必欲拔除的眼中钉。 然而，当载沣想到，经由袁世凯一手cao纵的官制改革后，许多官位上都已安插了袁世凯自己的人；其党徒已遍布朝野，可谓羽翼丰满尾大不掉。所以，要想惩治袁世凯看来不是易事，载沣不能不有所顾忌；若是草率动手恐会弄巧成拙反受其害，故而尚需三思而行。 辅国公载泽见载沣缄口无语犹豫不决，忍不住问道：“袁世凯心怀叵测，必为祸害；杀袁世凯非为私利，乃为皇上、为社稷耳，摄政王为何犹豫不决耶？” 载沣勉强答道：“太后与先帝尚未奉安，不可轻易造次。且袁世凯重权在握，党徒甚众；急切生变，故只可缓图。当先去其羽翼，除其股肱；然后图之，方能无失。” 载沣所言倒也在理，载泽等人不再责难了；于是，又问：“摄政王所言也是，但不知意欲如何图之？” 载沣接着说：“吾欲设‘军谘府’，将各省‘督、抚’兵权收归朝庭；断其手、足后，遂可图之。” 众人闻后，颌首称是；于是，依计而行。 载沣即以宣统皇帝的名义下《诏》：“新帝继位，百业待兴；当全国统盘，毋可各自为政；为协调军、政令计，自即日始，各省督、抚不得擅调军旅。全国之陆、海军须由朝庭统调，违者不赦。当今皇上乃陆、海军大元帅，统管全国兵马。然因皇上尚幼，饬令摄政王代理大元帅之职。” 如此一纸《诏》书，就将各省督、抚的兵权收归中央了。 接着，又下《诏》：“著令设军谘府，以赞佐大元帅，统筹全国陆、海军各项事宜。醇郡王载涛任军谘大臣兼司禁卫军大臣，肃亲王善耆协办。” 各省督、抚见了这几份《诏》书后虽有怨言，但谁都不敢异议。 载沣的这一着棋确也不简单，如同敲山震虎令袁世凯猝不及防。 其实，袁世凯早有预感；由于自己的告密，使光绪皇帝被囚瀛台；所以，慈禧太后病危时，袁世凯就曾担心一旦光绪皇帝复位，第一个被杀的必定是自己，着实令他惶恐了多日。 后来，获知光绪皇帝先于老佛爷去世，才让他松了一口气；但不久，新的忧虑又来了。因为，摄政王载沣是光绪皇帝的胞弟；听说，光绪皇帝临终时，曾嘱托载沣“替他复仇”。虽是传言不可尽信，但载沣替皇兄报仇也在情理之中，却又不敢不信；再说，自己往日得罪了那么多的满清宗室，岂肯轻易饶他？因此，这些日来，袁世凯难免坐卧不安了。 不过，袁世凯仗着自己身为军机大臣，各地的督、抚中已安插了自己的亲信；载沣等人欲对他下手，必也有所顾忌；因此，袁世凯也就为自己壮胆有恃无恐了。 然而，如今一纸《诏》书，就将各地督、抚的兵权全收回；他苦心经营的摊子顿时被毁，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了。 袁世凯知道，这无疑是冲他来的；眼见得，整个满清皇朝中，除了庆亲王奕劻尚可依靠外，别的皇亲国戚都欲置他于死地。且如今，大清朝中又是满人的天下了，自己似若孤军作战如何抵得？若是身居危城死守硬撑到头来落个身败名裂，不若三十六计走为上，保住身家性命再说。 袁世凯想到这儿，就奏请朝廷称病开缺，希望能离开京城这个危险的境地。 谁知，载沣却没有答应他。 袁世凯觉到了，载沣等人不放他走，是怕放虎归山；看来，自己是要被困死在京城中了，这才真的感到了害怕。 袁世凯想不出能金蝉脱壳之计，苦思冥想了许久后忽然眼前一亮，想到了北洋新军。 原来，自从天津小站cao练新军；历时十余年，当年几千人的定武军已经扩建成了数万人的北洋新军。且由于北洋新军装备的全是新式武器，堪称大清朝中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队伍。因北洋新军是在袁世凯手中壮大的，其中的大小将官无不由他一手栽培提拔。虽然，载沣已以宣统皇帝的名义下《旨》收缴了兵权；但军中将官毕竟仍是他的人，若是他发号令定能一呼百应。而今，自己身处险境，正可召来以解危困。毕竟，在这个乱世中，武力是解决问题的最简要手段；若是载沣等人再不将他放行，那就干脆来个鱼死网破；凭着北洋新军那份家当，或许还能把个满清皇朝弄得底朝天，看载沣如何收拾？ 于是，袁世凯差人潜出京城，通知正在保定的第三、第四、第六镇统制兼保定陆军学堂总办段祺瑞，率军赶赴北京前来解危。 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二十一岁考入天津武备学堂，后来又公费去德国进入柏林军校；归国后任职于北洋军械局。袁世凯主持天津小站练兵时，段祺瑞即随于他的麾下；经袁世凯多次提拔，终于有了今日这个显赫的地位。 段祺瑞得知袁世凯被困在京城后，也觉得事情不妙；有道是倾巢之下岂有完卵，袁世凯若是倒台，麾下的部属包括他自己也必定会受牵累跟着倒霉。 于是，段祺瑞当即就要集合部队，开赴北京实行兵谏。 时任第六镇军事参议徐树铮却劝阻说：“出师当须有名，如此盲动，恐为不利。” 段祺瑞这才也犹豫不决了。 合巧，驻扎在北京南苑的北洋第六镇第十一协协统李纯向段祺瑞报告，说是“有士兵聚赌闹事，发生火并”。 段祺瑞觉得这倒是个借口，何不趁机敲山震虎；于是，即以“平息兵变”为由起兵进京了。 段祺瑞的北洋三镇全部出动，浩浩荡荡地开赴北京，驻扎在京城外的南苑，摆出一付咄咄逼人的架势。 北洋三镇不宣而至，朝野不知出了什么事，整个京城惶恐不安乱成一团了。 袁世凯心中自明，于是再次借口足疾向朝庭奏请回籍养病。 载沣虽然不甘心将其放归，但见北洋军已兵临北京城下，其用意何在不言而喻。至今，北洋三镇仍只听袁世凯的，自己虽名为摄政王却难以制约，这也正是他最担心的；载沣本想削去各省督、抚的兵权后，再来对付北洋军，行釜底抽薪之计。但谁知，袁世凯先他一步发难了。看来，不依从了袁世凯让他离京，闹将起来自己实难对付；但若让他离京，岂不是放虎归山？日后更难对付了。因此，载沣处于了两难之中。 而那班曾嚷嚷着要杀袁世凯的满清权贵，此时都面面相觑不知所措了。 如此，僵持数日，段祺瑞更是在南苑开炮示警；载沣终于撑不住了，只好做出让步。 一九○九年一月二日，载沣又以宣统的名义下《谕》；同意袁世凯回河南老家养病，但同时摘去了袁世凯头上的顶戴。 袁世凯终于能全身而退了，也就无所谓别的；于是，袁世凯即刻启程离京，途经河南的安阳、辉县等地后回到项城的老家；从而，隐居下来韬光养晦伺机东山再起。 而徐世昌见袁世凯称疾归隐了，自知不宜再久居朝堂，也同样欲称病告退。 徐世昌此举，正合载沣等人之意；于是，徐世昌掌有军、政实权的东三省总督之职即被免除；然后，调任邮传部尚书，去干督办京浦铁路等务虚之类的差事了。 不久，军机大臣张之洞病逝；至此，朝中已无居高位的汉臣；清皇朝的军、政要职又都掌控在了以载沣为首的满人手中，满清宗室的权贵们因此而大悦。 却说，清皇朝中载沣与袁世凯争斗时，同盟会内部却又起波澜了。 原来，一年前，因南方的多次起义都没能成功，同盟会东京本部中就意见纷纷了。 来自长江流域的一些会员认为：“同盟会局限于在南方起义，屡战屡败；却不重视在长江流域举事，是一大失误。”因此，倡议以长江流域会员为主，另行组织一个革命团体，谋求在长江流域发难。 于是，一九○七年八月，四川广安人张百祥、湖北襄阳人刘公、湖南浏阳人焦达峰组织了川、鄂、湘、赣、皖、浙等省的一批会员，另行建立了一个名为共进会的团体。 共进会的《宣言》称：“共进会者，合各派共进于革命之途，以推翻满清政权，光复旧物为目的。”推举张百祥为会长。 共进会成立后，虽然自称是同盟会的行动队，但却独树一帜地另行制定了红底十八星军旗，行动上也不再接受同盟会本部的指示，分明已与同盟会分道扬镳。 湖南新化人谭人凤等同盟会员对此竭力抵制，指出这是分裂同盟会，不可取。 但是，张百祥等人仍我行我素；此后，共进会员纷纷回国以求发展。 张百祥回国后，由邓文湭继任会长；不久，邓文湭也回国了，则由刘公继任。 一九○九年，原两湖总督张之洞过世，清庭对长江流域控制减弱；共进会欲趁机在长江流域谋求更大的发展，于是刘公也回国了。至此，共进会的重心移到了国内，东京的共进会自行结束。 此时，张伯祥在四川活动，邓文湭在江西已设立了一个分部。 刘公回国后，则也在汉口设立了共进会湖北总部；会员也很快发展成了数千人；于是，编成三镇、六军，刘公自任大都督。 此后，共进会曾谋划过几次起义，但都因组织松散纪律不严而未果。 此时，由湖北武备学堂出身、曾任湖南新军教练官、岳州威武营管带等职的湖北夏口人孙武，发觉起义军中多是组织纪律性很差的会党人员，这是导致多次起事失败的原因所在。于是，孙武决定吸收有较强组织纪律观念的军人共举大事；从而，孙武开始注重在湖北新军中发展会员，积蓄力量伺机再起。 张百祥等人另立山头后，对同盟会产生了很大冲击。 不过，没出两年，东京的共进会不知不觉中自行匿迹了，对同盟会的冲击也就自动化解。 不久，孙中山与黄兴派谭人凤访问武昌，给共进会提供了一些资金，以求彼此再度合作。 但是，因在“革命中心点应在南方还是在长江流域？”的问题上双方仍存在分歧而未能达成共识，致使再度合作之议未成。不过，通过这次接触，双方表示了谅解；决定按各自方式行事，共同为推翻清皇朝而努力。 而此后，孙武与同盟会员有了多次接触，并在访问香港时复又加入了同盟会；因此时的孙武手上已掌握了一批湖北新军中的会员，这对于同盟会来说无异是一大福音，为日后的起义成功奠定了基础。 正在同盟会谋求与共进会重新合作之时，同盟会内部却又掀起了一股倒孙风潮。 原来，第一次倒孙风潮以后，孙中山与章太炎等人之间的芥蒂依然存在。 孙中山更是将热情和心血投向了南方，而对东京的同盟会本部表现了冷淡。 而因原光复会的主要领导陶成章等人热衷于搞暗杀，将暗杀作为推动革命的手段。因而，在由章太炎主编的《民报》上经常发表此类作品；除此很少谈及国人及侨民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只是不着边际地谈论一些国粹与佛学。因此，《民报》的读者面逐渐缩小销路锐减，办报经费捉襟见肘了。为使《民报》能继续生存，一九○八年九月，代理主编的陶成章远赴新加坡筹款。 陶成章来到新加坡后，向孙中山提出须拨款三千元。 因这一时期南洋经济萧条，侨民给同盟会的捐资不多；所以，孙中山难以满足陶成章的要求，只好把自己的手表等稍值钱的私人物品都变卖了，勉强凑了个数交给陶成章以度时艰。 陶成章甚是不悦，又记恨于心。 不久，日本政府以激扬暗杀为由将《民报》查禁了，陶成章才将此事压下没有发难。 接着，陶成章又提出了回国筹办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协会，再次向孙中山要款五万元。因为，此事是陶成章等原光复会少数人的擅自决定；所以，孙中山没有表示支持。 陶成章没能从孙中山处得到这笔经费，决计独自经营；于是，陶成章到马来西亚的槟榔屿、缅甸的仰光等南亚各地，以五省革命军的名义筹款；但结果，捐者寥寥难以足用。陶成章筹不到款大失颜面，且又怀疑是孙中山从中作梗；于是，一股无名火都撒向了孙中山，决定再次发难了。 陶成章先是扬言：“河口起义时所用军费不过千元，孙中山将各地捐款的余资均据为己有，发了国难财。” 接着，陶成章又起草了《孙文罪状》，罗列了孙中山的谎骗营私、残害同志、败坏名誉等三项罪名。 陶成章将这份《孙文罪状》公开发表，遍告海内外；并找到黄兴，要求他在东京同盟会本部开会讨论，罢免孙中山的总理之职。 而此时，《民报》在被日本政府封禁一年后复刊了；孙中山将复刊后的《民报》交由汪精卫主编，这使章太炎也很不悦。因此，陶成章发难，章太炎等人即予响应。 章太炎也写了一份《伪民报检举状》，以发传单方式分送南洋、美洲各地；攻击复刊的《民报》为非法，并也言及“怀挟巨资，用于公务仅十之一”等词，矛头指责孙中山。 同时，又传出了“孙中山将同盟会的钱给他的胞兄孙眉在九龙建造私宅了”等流言。 远在法国的张继闻知流言后信以为真，则致电孙中山，直言要他“知耻识廉，退隐山林”。于是，同盟会内部又引发了新一轮的倒孙风潮。 这股倒孙风潮对孙中山的杀伤力确实很重，简直使孙中山感到有口难辩了。 然而，孙中山并没有被击倒；他回函张继，拒绝了无理的指责与要求。 而在巴黎办《新世纪》的吴敬恒撰文作了公道的评判后，言：“志士同仁，不可为亲者痛、仇者快之行。” 而黄兴则又断然拒绝了陶成章等人欲罢免孙中山的要求，并告诫同仁：“不可同室cao戈，应同心协力，共谋大业。” 同时，为了澄清事实，同盟会本部特意派人赴九龙调查孙中山胞兄的情况。结果发现，孙中山胞兄孙眉根本没有在九龙建新宅之举，仍住在几间破旧的老屋中；同时了解到，孙眉早年在檀香山经营农牧业时，为支持胞弟的事业，曾变卖了所养的千余头牲畜，用于认购孙中山为了同盟会在国内起义所需资金而发放的债券。可见，孙家非但没有占用同盟会的经费，却为支持革命党的活动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至此，真实情况大白于天下了，对于孙中山的指责与诽谤也就不攻自破；于是，第二次倒孙风潮终于被平息下去。 但是，经此风潮后，同盟会内部的裂痕已经无法弥补。 且由于，联合前的光复会与同盟会在办会宗旨上本来就有分歧；此后，孙中山等人把精力全投放在南方各省，陶成章等人则着眼于江、浙一带；双方欲走的道路各异，难以合到一处。 于是，一九一○年二月十六日，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干脆在东京重组光复会；从此，与同盟会分道扬镳了。 而早期光复会的主要发起人、曾任会长的蔡元培，此时正在德国柏林的莱比锡大学潜心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虽然没有卷入这场倒孙风潮，但也不能左右陶成章等人的行为。直至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爆发，在陈其美去电催促下，蔡元培才取道西伯利亚回国；其后，则在中华民国政府中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人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一直从事国民教育，故有“学界泰斗”之称。 而光复会重建后，章太炎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从此，独立于同盟会而走自己的路了。 此后，许多光复会员相继回国，又在江、浙一带展开活动。辛亥革命时，倒是又与同盟会的武昌起义相呼应而一举将上海光复，为彻底推翻清皇朝也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些皆为后话，此先略提，容后缓叙。 且说，陶成章等人向孙中山发难之时，同盟会在南方的活动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吸取了前几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孙中山等人也觉到了仅靠会党难以成事，也开始将目光转向了新军。 此时，全国已有十三镇的新军编练而成，分布于直、鲁、豫、闽、粤及长江流域各省。为编练新军，清政府又于一九○六年在天津办了北洋讲武堂，二年后在奉天又办了东北讲武堂，又过一年再在昆明办了云南陆军讲武堂。因此，新军中的许多中、下级军官大多是从早年的武备学堂及新办的三大讲武堂毕业，或从日本、德国的军校学成而归；这些年青军官都已接触过新的思潮，容易接受并响应革命党人的呼吁。 为此，同盟会在香港建立了负责指挥南方各省革命的总机关南方支部，胡汉民任支部长。 至宣统元年，广东新军计有步兵两个标、炮兵两个营，辎重兵、工程兵各一个营，另有巡防新军七个营，共约五千余人；但其中已有近三千人加入了同盟会，且有一些是标、营级的年青军官。 于是，胡汉民决定在广东新军中举行一次起义，并请黄兴来港指导起义。 不日，黄兴抵达香港，同行抵港的还有朱执信与赵声。 朱执信有广东高等学堂教员身份作掩护，可方便行动；赵声曾在广东新军中任第一标标统，后因上司怀疑免职离营，但熟悉新军事务利于举事。 三人到港后即与胡汉民等人谋划，最后决定由时任广东新军炮兵营管带倪映典具体负责广东新军中的起义发动工作，并将起义时间定于一九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即农历的元宵节。 为此，在香港专门设立了广州新军起义统筹部，而在广州天宫里港家园五号内又设立机关以作联络之用。 孙中山则给南方支部汇款二万，并致电鼓励。为保证起义成功，除倪映典加紧在新军中继续开展工作外，又命广东平远人姚雨平去策动巡防营，朱执信则与广州番禺人胡毅生去联络番禹、南海、顺德的民军一并举事；于是，“广东新军起义”就在周密筹划下秘密准备了。 然而，离起义日还有半月，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起因是，新军二标二营士兵胡英元在城隍庙前的绣文斋中定刻了一枚图章；二月九日的除夕夜，新军士兵结伴外出逛庙会，顺便取用图章时因价格争执与店主发生口角。维持庙会秩序的警察前来干涉，却导致了警察与士兵之间的殴斗；结果，因警察势众，八名新军士兵被拘到了老城第一局警署。 消息传入军营，士兵们怒不可遏；于是，百余名新军士兵携带枪械包围警署，索回了被拘押的士兵。 倪映典遇此突发事件始料不及，且见事态严重，当晚即赴香港向南方支部报告，并请求提前发难；南方支部经商议后，同意了倪映典的请求，决定提前到正月初六举义。 但是，就在倪映典赴港之时，事态进一步恶化了。 原来，被拘押的士兵回营后，诉述了如何遭受警察蛮横无理地凌辱；新军的士兵弟兄闻知后更是个个怒气冲天，皆欲报复泄愤。 第二天，欲行报复的士兵又携械入城，殴伤不少警察并捣毁了几处警署。 两广总督袁树勋闻讯，命令新军协统张培爵、教练处长吴晋立行弹压。张培爵与吴晋领命后，即将闹事的二标士兵集合训话，并收缴了士兵的枪械。为防类似事件再度发生，决定农历正月的初二、三两天在军内举办所谓的运动会，新军士兵一律禁止外出。 新军士兵被禁止外出十分恼火，而革命党人闻知二标士兵的枪械已被收缴后，更是担心自己的兵器也会被收缴而难以举事；于是，初二凌晨，其他标、营的士兵自发地从军械库中取出枪械以防万一。 一九一○年二月十二日，刚从香港回来的倪映典赶到军营中，发现众人群情激昂义愤难抑，并已取出枪械准备起义只待号令；眼看事态已显得一触即发容不得犹豫，连再向南方支部请示的时间也没有了。 于是，倪映典当机立断率领新军炮兵第一营在广州城郊驻屯于燕塘的军营中率先起义。接着，新军的步兵、辎重、工程各营士兵纷纷响应也举起了义旗，并公推倪映典为起义军的总司令。 倪映典率军起义后，即向广州城推进。 两广总督袁树勋闻报后大惊，急令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严加防范。于是，李准坐镇于广州城东门，派巡防营统领吴宗禹率兵一千在牛王庙一带布防以阻截义军。 倪映典率起义军行至牛王庙，遭到了吴宗禹的炮击受阻。倪映典见广州城内已有防备，也就不急于攻城；而将吴宗禹部围困，两军即在牛王庙相持。 此时，广东巡防营管带童常标到义军营前，言：“须见倪映典，有要事相商。” 因为，倪映典知道童常标是安徽合肥的同乡，正欲将其策反；于是，释然不疑地独自一人出营相见。岂料，倪映典刚出营门即遭暗算；童常标手起枪响，倪映典来不及反应即倒于血泊中了。 倪映典死后，起义军顿时就群龙无首而乱作一团了。吴宗禹即行反击，李准也率部从广州城内杀出；起义军死伤惨重溃不成军，同盟会的第九次起义又失败了。 不过，此次失败实属意外；而经此，令革命党人认识了，满清皇朝赖以苟延殘喘的新军是可以转化为革命力量的；从而，增强了革命必胜的信念，革命党人更是前仆后继锲而不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