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 闹京畿滦州起义 谋和议一箭双雕
【史要】断续进行的南北和议，袁世凯一箭双雕；直隶滦州起义…… 却说，革命党人忙于在南京筹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及推选临时大总统的同时，伍廷芳与唐绍仪也在上海英租界内开始谈判了。 谈判从十二月十八日开始，断断续续地进行。 谈判中，伍廷芳等南方代表力主清帝逊位，结束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 对于此议，唐绍仪本人倒无异议；但因启程南下时，袁世凯曾对其有过关照：“君主制度，断不可变；吾等皆受国恩，当思图报；和议之举，乃权宜而为；维持君宪，不可有忘。”因此，唐绍仪知道，袁世凯派他南下议和目的，无非是想在保留满清皇朝统治的前提下实施君主立宪而已，即对革命党人作一些让步以换取太平。 袁世凯的本意与革命党人的要求可谓是南辕北辙大相径庭难以合到一处，这使唐绍仪甚是为难了；他既不敢擅自作主而答允，又不可完全拒绝而使谈判破裂。最后，唐绍仪想出了个折中方案，言：“君主、民主问题，当须经过国民大会方能决定。” 唐绍仪的这个提议，南方代表倒也提不出反对意见；因为，国民大会本身就含有民主之意，革命党人当然也能接受；再说，国民大会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议，革命党人现在已经掌握了多数省份的执政权，必能稳cao胜券。于是，伍廷芳即予答应，并表示“眼下各省代表尚在南京，即可表决。” 对此，唐绍仪却提出了异议：“既为国民大会，须有全国各省代表参与；聚会南京之代表，仅为南方数省而已，岂可代表全国？故尚须另行择时、择地再议。” 唐绍仪的这番话又甚是言之有理，伍廷芳等人也就表示了同意。 于是，唐绍仪即电告袁世凯，只等准许即可付诸实施。然而，袁世凯却没有急于回复。 其实，袁世凯此时迫切等待着另一路消息。 原来，驻于汉阳的段祺瑞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已设法与同盟会取得了联系。 段祺瑞与同盟会取得联系可谓是七转八弯的颇费周折，但总算成功了。段祺瑞有一部下江苏松江人廖宇春，曾为保定陆军小学监督，他有个学生江苏昆山人朱葆诚却是苏浙联军先锋队副队长；于是，段祺瑞派廖宇春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潜往上海，希图通过其学生朱葆诚寻求与同盟会高层的接触。 于是，朱葆诚又通过苏浙联军先锋队长洪承典联系上了他的老师顾忠琛。 顾忠琛是黄兴的亲信，时任苏浙联军参谋长；当他从学生洪承典处获知袁世凯派段祺瑞欲与同盟会高层接触并谋求谈判时，即告知了黄兴。 而此时，黄兴、陈其美等人正为南北和议受黎元洪cao控而不悦；现在闻知袁世凯欲暗中与同盟会另起炉灶进行谈判，当然愿意接受；于是，黄兴指示顾忠琛和廖宇春会谈。 与此同时，袁世凯还利用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竭力制造“中国欲建共和，非袁莫属”的舆论。 莫理循是澳大利亚人，十多年前被派驻中国后，就对袁世凯产生兴趣并采访过他；袁世凯被罢官遭贬时，莫理循给予报道并表不平。 而袁世凯常向莫理循透露各种内幕消息，让其作独家新闻报道；甚至于连孙中山给袁世凯的《电文》，也作为《备忘录》密赠给莫理循，双方关系甚是密切。 南北和议以来，袁世凯几乎每天都要派其心腹幕僚蔡廷干去见莫理循通报有关消息；此期间，莫理循在《泰晤士报》上先后发表了七十余篇报道，其中有《袁世凯论危机》的长篇访谈。除此，莫理循多次南下游说革命党人赞同袁世凯当总统，袁世凯自然高兴，即派专车供其使用。袁世凯也正希望通过莫理循争取到各国对他的支持，并对革命党人施加影响，从而增加谈判中的筹码。 就这样，唐绍仪与伍廷芳公开谈判，顾忠琛与廖宇春暗中交易，而莫理循则利用其特殊身份鼓噪助阵，形势对袁世凯甚是有利了。 果然，南、北双方暗中签订了密《约》，内含“建立共和政体、清帝逊位”、“优待清皇室”、“先行倾覆清庭者为大总统”等条款。段祺瑞签订这份密《约》后，立即报予袁世凯。 至此，袁世凯终于探得了革命党人的底，心中较为踏实了；心想，若真能如此，通过国民大会能让清帝体面逊位，且能得优待，也算是自己作为一个臣子的忠诚与苦心了；且如此，以和平方式建共和，使国人免遭流血，首功在己，大总统之位当非己莫属；此真可谓一石二鸟，何乐不为？ 于是，袁世凯即将唐绍仪所议“召开国民大会”一事，领衔以内阁十大臣联名上奏，请《旨》定夺。 隆裕太后接奏后，即付诸朝议；于是，朝堂上又七嘴八舌的争执开了。 贝勒载涛、毓朗等人唯恐有损皇室利益，表示了反对。而年迈的奕劻因已与袁世凯达成了默契，且也知大势所趋难以阻挡，所以表示了同意。 奕劻表态后，朝议中的反对之声就小了许多；于是，隆裕太后不得不下《旨》：“国务大臣奏请召开国会，王公会议皆无异词；饬令内阁妥议实行，克期召开，钦此。” 袁世凯得此《懿旨》后腰板硬了，即复《电》指示唐绍仪，同意召开国民大会。 唐绍仪得到袁世凯的指令后，才又与伍廷芳就召开国民大会的时间、地点、代表资格、人数等项磋商；最后议定，于一九一二年一月八日在上海召开国民大会，以决定君主与民主的取舍。并商定了，直、鲁、豫、甘、新及东三省代表由北京政府召集，其余各省代表则由南京临时政府召集。如此，唐绍仪与伍廷芳之间总算在召开国民大会一事上达成了一致。 但谁知，袁世凯刚电复唐绍仪，同意召开国民大会；忽然传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消息，袁世凯如闻惊雷瞠目愕然了。 袁世凯怎么也想不到段祺瑞与同盟会签订的那份密《约》竟然会是一纸空文，觉得革命党人太无诚意而将自己骗了；顿时恼羞成怒立即又致《电》唐绍仪，改口道：“前述所议，超越了朝庭赋予之权限，故朝庭不予承认。” 虽然，唐绍仪明白其中缘由；但是，袁世凯如此的轻易改口，太使他这个直接与革命党人打交道的议和全权代表为难了；于是，唐绍仪向袁世凯请辞。 袁世凯即予批准，并电告伍廷芳，宣称之前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均无效，以后有关和议的谈判必须由他亲自负责。同时，袁世凯还公开声称：“君主制度断不可改。”以给南京临时政府施压。 不仅如此，袁世凯还唆使段祺瑞、冯国璋等四十多名北洋将领《通电》“赞成君主立宪”，宣称：“若有人敢于采取共和政体，北洋军与其势不两立。” 于是，唐绍仪与伍廷芳谈定的所谓《协议》也就告吹；商定召开的国民大会中途搁浅，南北和议也因此中断了。 同盟会急于推选临时大总统，意在掌控革命党中的主导权；同时，也欲在与袁世凯谈判时藉此加重筹码，而并不是为了终止谈判。 然而，想不到适得其反，竟然引发了袁世凯这么一通脾气；南北和议被中断，不由得令人担心战事又要重启了。 尝过北洋军厉害的黎元洪、黄兴等人不希望激怒袁世凯，而再引燃战火；所以，竭力主张妥善处理，设法将袁世凯拉回到谈判桌前来。 而此时，革命党人虽然成立了南京临时政府，却面临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孙中山欲向外借贷以度时艰；然而，列强却均不支持孙中山，而是看好袁世凯。 英国《泰晤士报》甚至刊文直言：“只有袁世凯才能挽救中国的危局。”这给南京临时政府一个很大的压力。 于是，汪精卫则在孙中山面前竭力进言：“袁世凯掌有北洋，拥兵自重，乃一代枭雄；其欲颠覆清庭，易如反掌；而欲阻抑革命，则增万难。且列强皆力挺于彼，谓势也。故而，卫愚见，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袁世凯不可；若舍其而欲驱逐鞑虏，恐难矣。” 孙中山闻言后沉思良久，心想“吾一生奋斗，只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个人名位全不在话下；若真能利用袁世凯推翻满清，则胜于用兵百万；且能免于流血，何尝不可一试？” 于是，孙中山听信了汪精卫等人之言，遂特意致《电》袁世凯作解释道：“文前日抵沪，诸同志皆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问其理由，盖以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担任。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 孙中山的这一番肺腑之言，方使袁世凯的气消了许多。然而，袁世凯刚发过脾气，将南北和议之事搁浅；若是马上又改过口来，岂不被革命党人看轻而于己不利。于是，觉得再搁置几天后复议也不迟；因此，袁世凯故作似若不知地没给孙中山复函。 孙中山想不到自己如此表白后，袁世凯却仍冷漠以对，方觉得不应对袁世凯存太多的幻想；要想驱除鞑虏，看来仍得靠革命党人自己努力。只是，孙中山所能依赖的兵力实在有限，甚觉心有余而力不足之虞。 正在此时，远在云南的蔡锷见南京临时政府株守于和议，却忍不住致《电》孙中山，言道：“民国已立，政府已就，总统已选，何须民主、君主无谓之议？不若督师北伐，直捣黄龙。” 蔡锷是一员虎将，滇、黔、桂、蜀等皆在其掌控之中；蔡锷如此发话，似是在给孙中山撑腰了。 于是，孙中山与黄兴商议，决定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名义组织全国北伐军，拟将各省革命军划归为六军；然后，取道豫、鲁，会师直隶。 于是，蔡锷发布《北伐誓师词》后，即起兵了；但毕竟地处边陲，启程多日后，前锋尚未出黔。而其他数路军，却不遵号令，使孙中山大失所望。 不过，孙中山的这一招倒是让袁世凯清醒了许多；袁世凯这才也觉到了南京临时政府毕竟有一定的号召力，不可太小觑了。于是，袁世凯赶紧增兵豫、鲁等地防患；同时，打算尽快重启和议，以免局势进一步恶化。 然而，未待南北和议重启，直隶的滦州却忽然又起事了。如此，袁世凯真的没有精力对付和议了；只得把心思先放到如何平叛上，南北和议之事也就仍被搁置。 话说滦州起义，原来是由于仍处于满清皇朝统治下的江北数省革命党人，因受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而士气大振；此时，急于想把尚剩的几个省也都光复了。因而，驻于直隶滦州新军第二十镇中的革命党人，也跃跃欲试。 而当时滦州兵谏后，各路新军都回原防地去了，张绍曾的新军第二十镇却留驻在了直隶的滦州。但不久，清庭也命令张绍曾率本部兵马离开直隶，调防去武汉前线，意在协助北洋军镇压武昌起义。 而此时，新军第二十镇中倾向革命的七十九标一营管带王金铭、七十九标二营管带施从云、八十标三营管带冯玉祥等人却反对开赴武昌，要求张绍曾响应武昌起义，也率部举义攻打北京。 张绍曾感到左右为难犹豫不决了，干脆原地按兵不动，既没举事也不遵命。 而刚坐上内阁总理大臣之位的袁世凯，觉得滦州兵谏中的主角张绍曾，继续撑控新军第二十镇的兵权，且驻扎在直隶，毕竟是个隐患；于是，趁机以其“违令不遵”为由，免去了张绍曾的新军第二十镇统制之职，将其调任长江宣抚大臣。 张绍曾离任后，其职由原新军第二十镇三十九协协统潘矩楹接任。 潘矩楹知道新军第二十镇内有革命党人在活动，也诚惶诚恐；所以，接任后，就将所部分散于各地驻防，仅留第七十九标仍驻于滦州。然而，潘矩楹哪里知道，正是这第七十九标中的王金铭、施从云倾向革命而主张起义。 而张绍曾被调离后，王金铭也感到了情势紧迫；遂与施从云商议，觉得不容再迟疑了，决定举事。 俩人又邀约了七十九标三营管带张建功共同举事，张建功倒也表示同意。 此时，同盟会直隶支部外围组织天津共和会的会长白毓昆潜入新军第二十镇进行策动。 王金铭正需外援，与白毓昆联络洽商后一拍即合；决定以新军第二十镇为主，天津共和会配合，伺机发动起义；事成后，建立北方革命军政府。 而此时，冯玉祥的部队驻扎在山东海阳；于是，王金铭专程赴海阳，将已与共和会联络并决定起义的事告诉。冯玉祥表示赞同，并商定自己将率部经由海路捷径在秦皇岛登陆，在滦州与王金铭会师后进取直隶合攻北京。 与此同时，白毓昆还策反了滦州知州朱佑葆等旧吏投诚革命。 至此，起义准备看似已经就诸；于是，一月四日，在没有通知冯玉祥的情况下，白毓昆与王金铭等人匆匆地就宣告滦州独立了；并在滦州州署内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王金铭为大都督，张建功为副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冯玉祥为总参谋长，白毓昆为参谋长。 而此时，冯玉祥仍在海阳，并不知道滦州已经举事，所以没有起兵渡海。 王金铭等人起事后，又欲游说自己的上司新军第二十镇七十九标标统岳兆麟；岳兆麟见手下诸将都参与起义了，自己已无法驾驭他们；但又担心孤军举事成败难测，若是有失必危及自身。 故而，岳兆麟虚言应付了一番后，趁王金铭等人不备，连夜从滦州溜走逃往开平，去向驻防于开平的通永镇总兵王怀庆告密。 王怀庆闻报后一筹莫展，赶紧电告袁世凯。 袁世凯闻此突变，着实吓出了一身冷汗；不久前的奉天新军起义已把他吓了一跳，但那毕竟是在关外，还有一道山海关阻挡。想不到，后院的火刚扑灭，京畿之地的滦州却又出事了。 而滦州距京城近在咫尺，若是叛军攻打北京，如何了得？！况且，新军第二十镇是支劲旅，虽然其统制张绍曾已被调离，主帅易人；但军中诸将却原封不动，刚走马上任的潘矩楹未必能钳制得了他们；而眼下自己赖以依靠的北洋军主力抽调至鄂、豫，去对付南方的革命军了，一时急于难以调集兵力。而冯国璋的禁卫军只够护卫京城之用，不可外调；这却确实使袁世凯感到有点束手无策了。 于是，袁世凯一面命令冯国璋加强京城的防卫；一面指示王怀庆去往滦州宣抚，欲以此稳住叛军放慢对京城的进攻，让他有调兵遣将的时间。同时，急令驻扎在娘子关的新军第三镇统制曹锟立即率部回防，镇压滦州起义。 接着，袁世凯又派人将在海阳尚不知情而按兵不动的冯玉祥拘禁，使滦州的叛军失去同盟断其羽翼。 王怀庆接到袁世凯的命令，要他如入虎xue地去向叛军宣抚；虽然心中甚是不情愿，但因军令难违，只得硬着头皮胆颤地前往。 王怀庆抵达滦州后，起义军当然不会听他的所谓宣抚，反而对他晓以大义，劝说他也一起举义。 王金铭甚至说：“只要能一起举义，愿意将大都督之位相让。” 王怀庆知道，若是拒绝会招致的后果；所以，只好虚言应诺。 王金铭见其答应了，也就没有难为他而加以厚待了；第二天，起义军欲将王怀庆迎入滦州城中拥为都督。 谁知，王怀庆以马眼有疾为由故意慢行而落伍；后来，趁众人不备，忽然策马疾驰单骑逃回开平了。 而曹锟接到袁世凯的命令后，即日夜兼程火速赶回。 因王怀庆赴滦州宣抚与起义军周旋，为曹锟率部返回争取了几天极为宝贵的时间；从而，曹锟的新军第三镇终于赶在起义军前面，在滦州至京、津途中布下重兵欲行阻截。 王金铭发觉王怀庆逃走后，十分气愤；于是，决定由张建功留守滦州，自己与施从云一起率兵，从滦州出发直取京、津。 而此时的张建功因见王怀庆脱身而走，不由得心生怯意了；因为，直隶毕竟是京畿之地，满清皇朝怎会轻易放弃？王怀庆这一走，必定会带来清军重兵加以镇压；起义军已是危在旦夕，而今却又欲孤军轻进，能有多少胜算？定是凶多吉少；如若到头来战败乞降，还不如早寻退路。于是，张建功派遣心腹三营督队李德胜化装潜行，去给王怀庆报信，欲以此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 但是，李德胜出滦州城后行不多远，却被王金铭的部下截获，并搜出了张建功给王怀庆的信。 王金铭与施从云正要率部乘火车向京、津进发，闻报张建功背叛起义，更是怒火中烧；立即暂停西进，率军折回欲进城与张建功算账。 张建功眼见事情已经败露，则公开与义军为敌了；于是，紧闭城门固守。 王金铭则率部攻打，但因滦州城坚固，且双方兵力旗鼓相当。 王金铭眼见难以克城，甚觉无奈；与施从云、白毓昆商量后，才无奈地决定放弃滦州，仍然乘火车西行欲进取京、津。但是，起义军的火车驶至雷庄，忽然发现前方铁轨已被毁损难以驶进了，起义军只得下车步行。 行了一程，天已向暮，却遭到了王怀庆所率巡防营的阻击。因为，起义军是新军，装备和战力毕竟优于巡防营；所以，起义军奋勇拼杀激战一阵后，巡防营有点招架不住了。 过了一会，闻得巡防营中有人喊话要求停战议和。王金铭信以为真，以为王怀庆被打怕了；于是，出阵接受王怀庆的阵前议和。谁知，王金铭刚走到两阵之间，却被巡防营阵中的冷枪射杀；起义军失了主帅，顿时阵脚大乱。 而此时，曹锟的新军第三镇已赶到。起义军两面受敌更难抵挡，顽强抵抗了几小时后；只溃逃了小部，其余或死、或伤、或俘，几乎是全军覆灭；施从云、白毓昆被俘后遇害，滦州起义被镇压下去了。 而被拘禁在海阳的冯玉祥，由于没有直接参与起义；且其妻子的娘舅陆建章，早期曾协助袁世凯cao办北洋新军，一直是袁世凯的心腹幕僚。此时，陆建章竭力在袁世凯面前为冯玉祥说情开脱；袁世凯这才将冯玉祥从轻发落免予惩罚，只是削去了冯玉祥的军职后押回原籍了事。 就这样，一场发生在京畿之地的滦州起义结束了。 滦州起义虽然失败，但却如给满清皇朝敲响了一记最后的丧钟；后人则为其建祠立碑，冯玉祥还特地撰写了碑文作铭记，其中有言：“区区滦州一隅，独振臂而起。虽大举未成，其百折不屈、再接再厉之精神激荡一时，民气使清室镇抚之力俱丧，终至逊位。”可见其功不可抹。 滦州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毕竟使袁世凯又出了一身冷汗。好在革命党人没有南北呼应，而滦州起义的首领竟然愚蠢地会给清军当活靶子，方才又有惊无险地渡过了一劫。静下心来后，袁世凯赶紧回过头来重启和议；他担心若再拖延，待革命党人的六路北伐军齐发，自己则真的危了。 然而，在重启和议前，袁世凯毕竟还有忧虑；唯恐因自己的出尔反尔，孙中山曾经许下的诺言也会有变。 于是，袁世凯指令直隶、河南两省谘议局；由他们出面，通过汪精卫转给孙中山一份《公函》，故意探问：“清帝退位后，能否举袁世凯为大总统？” 孙中山胸怀坦荡，觉得这是早已表明了的心迹；只要袁世凯能帮助推翻满清统治，使革命党人少流血，自己当然不能食言；于是，毫不含糊地回复：“若清帝逊位，宣布共和；文即辞职，让位于袁公，决不食言。” 黄兴见袁世凯有重启和议之意了，遂放弃了北伐的打算，并也致《函》袁世凯：“袁公之才能，世人无比；公何不奋臂展才，建旷世奇功？若能促清帝逊位，创建共和；可免生灵涂炭，必令世人拥戴；如此口碑载道之行，公何不为？” 而经常与同盟会闹别扭的章太炎，因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时，其教育总长的提名未能通过，只被聘任为了总统府枢密顾问，心中甚是怏怏；此时，也竭力主张要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获知这一切后，心中大悦；特别是孙中山的再次承诺，使他的忧虑消除了；于是，决定重启和议。 此时，辞职后的唐绍仪实际上仍然留在上海；重启和议后，唐绍仪虽然没再挂全权议和代表的头衔，但仍然代表袁世凯与南京临时政府的议和代表在进行幕后交易。 此时的南北和议，已不再提及召开国民大会的事了，而是围绕有关清帝退位的交换条件，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内容则是清帝退位后由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其间，袁世凯的故交、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从中斡旋，汪精卫更是心照不宣地暗中帮着袁世凯，而孙中山已一再申明的承诺当然也不会轻易改口。 所以，重启的南北和议，一切都对袁世凯有利；一旦宣统皇帝宣布退位，由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基本上已成定局。只是，南方代表认为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则代表了北方利益；故而，力主临时政府的第一任内阁总理必须由同盟会员出任，以代表南方利益。 于是，关于内阁总理的人选则又成了双方谈判中争执不下的一个主要焦点，互不妥协而久议未决。 最后，倒是让中间人赵凤昌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赵凤昌，江苏武进人，曾是张之洞的幕僚，参与谋划过东南互保；虽然，赵凤昌不算是议和代表，但他与黄兴、张謇、唐绍仪等南、北双方政要的关系均甚密切，双方均愿由他作中间调停，甚至于许多议题都是在赵凤昌的私宅、位于上海南阳路十号的惜阴堂内商定的。 此时，赵凤昌眼见双方因内阁总理人选僵持不下；于是，建议唐绍仪加入同盟会，然后出任内阁总理。经赵凤昌如此点拨，矛盾迎刃而解了；因为，唐绍仪本人皆能为袁世凯、孙中山、黄兴等人所接受；如此，同盟会有了名分，而袁世凯得了实惠，均无异议。 且说，南北和议之时，苟安于内蒙古包头的阎锡山觉得是个机会，千方百计地欲利用南北双方而使自己能在夹缝里求生存。 此时，山西巡抚张锡銮调任东三省边务大臣，进驻山西的清军主力被其带走。 阎锡山见山西的清军兵力显得空虚了，遂复回晋北驻扎到了距太原仅有百余里的忻州。同时，阎锡山要其正在南京的部将南桂馨，力争南京临时政府承认并支持山西独立。 果然，南桂馨不负使命，说动了孙中山等人。 且孙中山也觉得山西地处三晋紧邻直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正是求之不得；所以，孙中山非但承认山西独立，还将此事例入了和谈议题；甚至于表示：“宁可和谈破裂，也要承认山西独立。” 然而，袁世凯不愿将山西交给自己信不过的人；因此，是否承认山西独立也就成了南北和议中的另一个焦点。 不过，阎锡山也估计到了这点；于是，在与南京临时政府联系的同时，又通过山西定襄人董崇仁讨好袁世凯。 董崇仁家世代在京城承揽皇宫工程，自幼随父出入于宫廷的董崇仁与慈禧太后的宠信李莲英相交甚密；早期的袁世凯为巴结李莲英、进而讨好慈禧太后，曾与董崇仁有过八拜之交情谊颇深。 所以，当董崇仁向袁世凯言：“阎百川衷心拥戴袁公，大可不必怀疑”时，袁世凯深信不疑；且见阎锡山愿对他效忠，也就默认了其在山西的地位。 如此，阎锡山终于如愿以偿，又称雄山西了。不过，经此波折后，阎锡山小心谨慎多了；不再想有什么大的作为，一心只为了如何保住他那三晋之地，以让他能安安稳稳的当土皇帝；自此后，这一宗旨终其一生。 就这样，南北和议中的一些焦点问题终于都得到解决；最后，在赵凤昌的私宅惜阴堂内，南北双方终于达成一致。 袁世凯同意共和，而革命党人也答应了对逊位后的清室给予优待；孙中山则重申了“清帝逊位后即让位于袁世凯”，只是强调了“袁世凯不能带着清内阁总理大臣的头衔，来接任临时大总统之位”，这就迫使袁世凯必须与满清皇朝彻底割弃。 而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后，则出任内阁总理。 至此，一切都已议妥；革命党人放弃了北伐，连倡导北伐的蔡锷也班师回滇了；只待袁世凯能与清室割袍断义，迫使清帝退位，成就共和。 如此议决，袁世凯当然满意；唯一让他感到为难的是，如何使清帝主动退位，而自己又不背卖主、篡位的骂名。这件两难之事，确实又够袁世凯苦思冥想一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