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9章黎元洪被迫下台 孙中山派团访苏

    【史要】胎死腹中的国事协议会，黎元洪下台；****三大召开；孙中山派代表团出访苏联……

    却说，就在两广再起风云之时，北京政坛上也变幻莫测无有宁时。因王正廷答应代理国务总理的廿天时限瞬息即至，黎元洪也就又得走马灯般的再换阁揆了。

    这次，黎元洪提名了已是陆军总长的张绍曾。因为，张绍曾是吴佩孚的儿女亲家，想必洛阳派不会反对；而张绍曾本人与议长吴景濂私交不错，估计保定派也不会再羁绊。

    果然，黎元洪提名张绍曾后，洛阳派没表异议，吴景濂也信誓旦旦地保证议会审议必能通过。然而，在正式提交议会审议时；因张绍曾毕竟是吴佩孚的亲家，保定派的议员仍多持异议。

    虽然，因议长吴景濂表示了赞同，反对之声没有先前那么强烈；但是，保定派仍提出了须让该派的高凌霨任内务总长、张英华任财政总长、吴毓麟任交通总长作为交换条件，方能答应通过对张绍曾的提名审议。

    对此，黎元洪没有二话。洛阳派虽感不爽，但因内阁有十个总长，对方只要了三个不算为过，也就觉得不宜再作计较而答允了。

    就这样，两派终于都做出了妥协，悬而未决的国务总理人选问题这才得到解决。

    而保定派得了三个管人、管钱的总长位子后，也觉得满意了；因如此，内阁中原来由洛阳派占多数、近乎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

    一九二三年一月四日，张绍曾在保、洛两派都认可的情况下正式出任国务总理，这在直系掌权以来是从未有过的；因此，张绍曾觉得颜面生光着实得意了一阵。

    而黎元洪见这次的阁揆提名终于没再搁浅，心中的一块悬石也算落地了。

    张绍曾出任国务总理后，也兴致勃勃的想做点像样的事。

    因为，在他觉得，既然自己的出任阁揆前所未有地被两派都认可，也就可以无所顾忌放开手脚干一番。何况，自己与吴佩孚是亲家，即使有谁跟他过不去，总也得看在吴佩孚的面子上给他留一手。再说，自己的资历在直系中除了曹锟，谁都比不了他；早年留学日本时，张绍曾与吴禄贞、蓝天蔚曾被誉为士官三杰而小有名气；辛亥革命前，曹锟任新军第三镇统制时，张绍曾也已是新军第二十镇统制了，两人应算是同辈；而其发动并参与的滦州兵谏曾名噪一时谁人不知？仅凭着这一些，张绍曾自认为坐这把阁揆之位并非高就，有什么需要看人眼色行事呢？所以，张绍曾打算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了。

    张绍曾对国事有着自己的见解，他既反对陈炯明、赵恒惕等人倡导的所谓联省自治，也反对孙中山的北伐及段祺瑞、吴佩孚等人欲用武力统一中国之为；倒是也如黎元洪一样，幻想着能通过某种和平方式谋求统一中国。以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今，自己出任阁揆了，可以且也应该按自己的意愿来主政；若仍一如既往毫无建树，则白坐了这把交椅，自己对自己也难以交待。

    因此，上任伊始，张绍曾就打算将南、北各地的实力派及政党领袖邀至北京，举行一次国事协议会，以协商和平统一问题。

    黎元洪想不到张绍曾的主张竟能与自己相似，感到甚是欣慰，觉得这个阁揆选对了；因此，竭力表示赞成。

    由此，黎元洪也又萌生了协同张绍曾，再倡和平统一之举的念头；于是，府、院联手，黎元洪与张绍曾为同一个信念走到了一起，这倒是自民国政府成立以来难得的。

    接着，张绍曾给曹锟、吴佩孚、孙中山、张作霖及各省督军分别致电，呼吁“罢兵戈、举和议、求统一”。

    然而，俩人未免太天真，不知晓自己的想法恰如小孩在阳光下吹的肥皂泡，虽是好看好玩却很快就会破灭毫无现实意义。

    因为，在这乱世时代，若是真有谁想化干戈为玉帛，那也必定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断难如愿。所以，这“罢兵戈”三字岂是易事？说实在的，想“罢”也罢不了；兵戈难罢，和平统一也就更无从谈起了。因此，各省军阀也如反对废督一样，对黎元洪与张绍曾所倡议的和平统一都嗤之以鼻不屑一顾。

    而因直奉战争败退于山海关外了的张作霖，念念不忘要复这一箭之仇；什么和平、统一之类的话根本难入他的耳中；因此，张绍曾的话在张作霖听来如同耳边风，干脆连一个字的回复也不给。

    而刚取得讨逆战争胜利、准备再举北伐的孙中山，根本不相信北洋政府能有和平诚意；但见张绍曾既然倡议了，觉得不宜使其冷心；且出于礼节，既有来岂可无往？也就打算给予回应。

    然而，正当孙中山欲给张绍曾回复时，却发生了京汉铁路上的二·七惨案。

    孙中山见吴佩孚等人已因二·七惨案将其伪装完全剥去了，更觉到了吴佩孚之流全无和平诚意可言；因此，孙中山愤而回复道：“华夏之乱，源于军阀；军阀之再，北洋直系；直系之魁，蓬莱吴氏。吴贼残民祸国，路人皆知，神人共愤。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故欲使九州宁复，当先去吴贼，后方可言和平而求统一；非此，皆梦话呓语也。”

    各方态度已犹如一盆盆泼来的冷水，令黎元洪与张绍曾大失所望；而孙中山的回复更如一篇《讨逆檄文》，给直系军阀当头棒喝，且使黎元洪与张绍曾自感理屈缄口难言了。

    至此，黎元洪与张绍曾方才醒悟，觉到了眼下欲谋和平统一断无可能；俩人欲倡导的“和平统一”议案也就被搁置，所谓的“国事协议会”也胎死腹中了。

    就在黎元洪与张绍曾为倡导和平统一奔波时，曹锟与吴佩孚却在打各自的算盘。

    因再过几个月黎元洪的任期将满，曹锟已开始沉浸于即将黄袍加身的美梦中了。

    曹锟身边的那班幕僚，也已在为把他们的主子推上总统宝座而忙碌；所以，皆无意于张绍曾的所谓和平统一之议，认为“统一之议应待选举之后再说”。但因，黎元洪与张绍曾一度竭力主张要“先谋统一，再行选举”，也就与保定派产生了矛盾；因此，保定派将俩人视为了曹锟登极路上的挡路石，必欲清除掉。

    而此时的吴佩孚，却由于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酿成了“二·七惨案”，使其标榜的“开明政治”伪装彻底被撕破；吴佩孚因此感到十分苦闷懊恼，后来干脆破罐子碎到底地完全抛弃其吴秀才的儒雅外衣，露出了凶神恶煞的屠夫形象；决定凭借自己手中雄厚的军事实力，欲如当年的段祺瑞一样谋求武力统一中国了。

    且不久，广东的沈鸿英又背叛孙中山，南方政局再逞动荡，也就更增添了吴佩孚欲藉武威而谋一统的信心。为此，吴佩孚硬是要给沈鸿英、叶举等人授职封爵，欲插足南方、进行搅局。

    吴佩孚此举，使主张“和平统一”的黎元洪与张绍曾甚是反感；俩人抵触很大不愿给予配合，这令吴佩孚不悦且感到意外。

    吴佩孚想不到自己扶植起来的黎菩萨，竟敢违拗自己了，心中大不悦；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自己的亲家张绍曾，竟然也与黎元洪一鼻孔出气而对他说不。

    吴佩孚感到了问题严重，觉得应警告一下黎元洪了，以让他知道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而放聪明点。同时，吴佩孚与张绍曾这对儿女亲家也因此失和，其姻亲之谊逐渐疏远了。

    此时，急欲想把曹锟扶上总统宝座的保定派已急不可耐，等不及黎元洪的任期届满就想让他早点滚蛋。

    吴佩孚所思恰与保定派相合，双方遂将矛头一致对准黎元洪。

    为要黎元洪滚蛋，保定派决定先轰走张绍曾，以令黎元洪孤立无助；因吴佩孚已与张绍曾失和，也就听之任之，使保定派无所顾忌了。

    于是，六月六日的国务会议上，内务总长高凌霨率先发难，指称：“近日，总统未经内阁，直接任命北京军警督察长，此乃专权独断；既然如此，还要我等何用？”

    高凌霨话音刚落，财政总长张英华与交通总长吴毓麟即振振有词地附和道：“我等受国人重托，各司其职；而今，总统揽权违法，为国人所不齿；各位当举大义而弃小私，为护法而在所不惜。今法统遭践踏，内阁被虚置；不若闭阁，以谢国人。”

    接着，高凌霨取出早已拟就了的一则《文告》，要张绍曾签发。

    张绍曾迅速浏览一遍，原来是要他宣告“内阁总辞”，方知这是一出有人指使、早已预谋好了的迫宫戏。

    张绍曾十分气恼，本想严词斥责戳穿其伪言或甩袖而去不予理睬；但转而想，保定派身后有曹锟撑腰，今日之事是早有预谋且来势汹汹；自己若是不依从，他们岂肯善罢甘休？而曹锟现在是实权在握党徒众多，自己虽是阁揆却是徒有虚名，胳膊肘怎能扭得过大腿？他要迫你走，自己还能留多久？再说，自己想做的事，看来也已渺茫难就；如此局势下，又何必恋栈呢？不若就此放手，任由他们去罢。

    张绍曾想到此，仰面长叹一声；然后，心情沉重地在那则《文告》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从而，宣告“内阁总辞”了。

    就这样，张绍曾在任也不到半年，就一事无成地悄然下台了；当晚，张绍曾离京赴津寓居，从此淡出政坛。

    张绍曾离职、内阁总辞后，黎元洪自感如履薄冰岌岌可危了。

    果然，保定派轰走张绍曾后，即把矛头掉转冲着黎元洪来了。

    第二天，即有数百名军警以“内阁总辞了，无人管饷”为由，闯入总统府直接来向黎元洪要饷；黎元洪见势不妙，赶紧避往位于东厂胡同的私邸中。

    但接着，保定派雇用了一大批人组成一支所谓的公民团，在北京城内游行演说，指责“内阁总辞，政府瘫痪，皆因大总统无能所致”，竭力敦促黎元洪让贤，以拯治危局。

    此时，军警却因要饷无着开始罢岗，北京城内顿时呈现一片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黎元洪躲在私邸中不敢出，赶紧致电在保定的曹锟，请他出面整治时局。

    然而，黎元洪的告急电发出后却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黎元洪这才意识到了，看来这一切正是曹锟与吴佩孚在幕后cao纵所致，其目的无非是为了逼迫他走人。

    至此，黎元洪已是心灰意冷了。

    但是，黎元洪不甘心就此下台；这一次，黎菩萨一反常态倒是显得坚强了许多，觉得自己绝不做徐世昌第二，既是依法而来须得依法而去，岂可稀里糊涂的让人赶走？然而，眼看北京的局势日渐恶化，黎元洪已感到处境险恶不宜再在北京待下去了，遂决定去往天津避险后再作理会。

    于是，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三日下午，黎元洪在美籍总统府顾问福开森、辛博森及总统府侍卫长唐仲寅、秘书刘锺秀等人的陪护下，乘车离开北京去往天津。

    离京前，黎元洪仍以大总统的名义下达了农商总长李根源兼署国务总理等几道命令；并将大总统印玺交由他那在北京法国医院中养病的夫人危文绣好生保管，以备后用。

    然而，黎元洪的专车刚出北京站，就被曹锟派遣的直隶省长王承斌中途截阻了，王承斌逼迫黎元洪必须交出大总统印玺并发表辞职《通电》后方能走人。

    至此，黎元洪几近绝望了，被逼无奈之下，只得通知其尚在北京的夫人交出印玺；同时，《通电》宣布“辞去大总统职”。

    远在保定的曹锟见一切如愿了，这才通知王承斌给黎元洪放行。

    黎元洪到天津后，曾希图与各方反直系力量联合，以组织一个反直大联盟；并欲南下上海，另组一个政府。

    然而，因黎元洪的复登大总统位，本来就是被直系捧上去的，众人并不拥戴。现在，直系又将他一脚踢开了，大家都觉得这是活该；因此，谁也没有理会他。黎元洪这才自觉没趣，不再有甚奢望了。

    此后，黎元洪在天津隐居下来当寓公了；从此，退出政坛而致力于实业。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黎元洪病逝于天津；从而，中国历史上惟一的一位曾经两任大总统、三任副总统的传奇人物，结束了他那难算伟业却不逊风光的一生。此是后话，顺提不赘笔。

    且说，就在黎元洪被迫下台之时，中国共产党又在广州召开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中＊共＊三大”。

    此时，与“中＊共＊二大”时隔仅十一个月；之所以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再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的是贯彻落实“西湖会议”精神。

    原来，自从“西湖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决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率先加入了国民党。然而，共产党内有许多人对于这种作法甚是存疑。

    而张国焘等人因当时的工人运动正处于高潮，则太过自信地认为共产党能够独立领导中国革命，也就对国＊共合作持怀疑与反对态度，并且认为马林与陈独秀的这个主张是右倾。因此，中＊共＊中央在“西湖会议”上做出的《决议》没能得到全党的支持与有效的执行，国＊共合作问题实际上没有真正解决。

    但不久，京汉铁路上的“二·七惨案”，给张国焘等人当头泼了一盆冷水，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开始遇到了诸多困难。由此，中＊共＊中央觉到了自身力量的不足；认识到，仅有一股革命热情而无实力，难以与有帝国主义列强支持的军阀抗衡；因此，复又认识了，应与国民党合作，以推动发展国民革命运动。

    且不久前，马林从莫斯科带来了共产国际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二日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中指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因此，中＊共＊中央加快了与国民党合作的步伐；为统一全党思想与行动，遂决定再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此时，广州又在孙中山的掌控中了。于是，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中＊共＊三大”在广州恤孤院后街三十一号内召开。

    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毛＊泽＊东、瞿秋白等三十二人，代表全国四百多名共产党员出席了大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出席了大会，并传达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

    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第二届中央执委会”作报告。

    代表们就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等问题进行热烈讨论后，决定接受并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

    张国焘等人的左倾观点，在“中＊共＊三大”上受到了批评；不过，马林提出的“一切工作到国民党去”却也遭到了反对。结果，代表们只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一致认为“共产党应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将其写入了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

    《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明确指出了：“此时统治中国的是封建的军阀，不是资产阶级。军阀政府名为独立政府，其实事事听命于国际帝国主义列强，不啻是他们的经理人，财政、交通、工业几完全cao于国际帝国主义者之手。中国资产阶级所占者仅仅日用品之极小部分，帝国主义者利用其在华政治势力，妨碍中国工业之自由发展，所以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同时，又指出：“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即能造就，也有使中国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且“以产业落后的原故，中国劳动阶级还在极幼稚时代，多数劳动群众之意识，还停顿在宗法社会，非政治的倾向非常之重，只有少数产业工人已感觉国民运动之必要，真能了解共产主义及共产党组织的更是少数。因此，工人运动尚未能强大起来，成功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以应中国目前革命之需要。”据此，结论道：“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

    如此，之所以要实施国＊共合作，也就得到了充分的注释。

    最后，《决议案》中特别强调了：“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这显示了，国＊共合作后的共产党仍具有其独立性，符合广大党员的意愿；并为中国共产党今后必将独立于国民党，担负起主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埋下了伏笔。

    “中＊共＊三大”上还通过了《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关于劳动运动的决议案》等其他六个《决议案》。并对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执委会进行了改选，陈独秀仍为“委员长”，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谭平山等十四人为委员或候补委员；同时，设立了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等五人组成的中央局，毛＊泽＊东为秘书。

    “中＊共＊三大”后，****党员纷纷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有的则在各级政府中任职，国共合作步伐加快了。

    至此，马林完成了在中国的使命。

    一个月后，共产国际派遣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来华接替马林的工作，马林在离华前再次拜会了孙中山。

    因此前，孙中山已收到越飞从日本东京发来的一封电报，言：“苏联政府同意给孙中山二百万卢布的援助，并准备提供军事物资、派遣军事顾问、帮助开办军校。”

    孙中山得此消息后十分高兴，特别是开办军校，孙中山也早有所思；长期来，因孙中山没有自己的军队，总是要依靠军阀方能举事；而军阀只是为各自的利益所驱动，常是时合时离、翻手是云覆手是雨的多是靠不住，令孙中山叫苦不迭。

    而蒋介石给予他的谏言，也令孙中山觉到了有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军队之必要了；因此，越飞所言正合其意。于是，孙中山立即给越飞回电表示感谢之意，并告以将准备派代表团赴莫斯科的打算相告。

    马林来访时，孙中山设宴款待；因孙中山已有让蒋介石带团赴俄之意，也就让蒋介石入席作陪。

    席间，谈及组团赴俄之事；孙中山请马林协助组团，马林当然乐意帮助也就暂缓离华而滞留了。同时，孙中山当面蒋介石交待，要他带团赴莫斯科；蒋介石能担此重任，简直是受宠若惊了。

    蒋介石对苏俄向往已久，曾在一次阅读《俄国革命记》后，在日记中写下“想望靡已”四字。

    其实，蒋介石本来是羡慕欧美的，曾有游历欧美三年及赴法国并游历世界的打算。然而，俄国十月革命后，蒋介石的兴趣开始转向了苏俄；当获知攻击彼得格勒的白卫军被苏维埃军队击退后，蒋介石为列＊宁＊政府为之更加巩固了而欣慰；并写了一篇题为《列国政府对付俄国劳农政府的手段如何》的稿子，投寄给由其挚友戴季陶主编的《星期评论》周刊。自此，曾经羡慕欧美的蒋介石开始向往苏俄了。

    当发觉孙中山与苏俄接触渐频时，蒋介石也对苏俄更充满兴趣了；为此，蒋介石曾请人教习俄语，为有朝一日能赴莫斯科做准备。

    蒋介石的这些举动被孙中山察觉，现在他想组织一个代表团赴莫斯科考察，而主要目的是要苏联帮助他用武力统一中国；因涉及军事，蒋介石也就成了最佳人选；因此，孙中山就将带团赴俄之事交给了蒋介石。

    孙中山对蒋介石早已十分器重，而今又将此重任交予，更可谓是刮目相看了。

    如此，蒋介石的多年宿愿终于可以实现了；同时，蒋介石还觉到了自己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正在上升，这令他更是暗喜不已，乐得难眠了几宵。

    在马林的协助下，经过一段时间的筹组，赴俄代表团终于组建成了；定名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蒋介石任团长；代表团成员有，曾任大元帅府机要秘书邵元冲、大元帅府英文秘书王登云、马林的翻译张太雷、浙江萧山东乡教育会会长沈定一。

    行前，孙中山对蒋介石耳提面命地叮咛再三，务使苏联政府支持他的军事行动，蒋介石欣然受命。

    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六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启程。

    蒋介石率代表团一行乘坐木神丸号日本客轮启程，在青岛登岸后转乘火车经哈尔滨至满洲里；然后，进入苏联境内，再沿西伯利亚大铁道一路西行，途经苏联的赤塔、伊尔库次克、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车里雅宾斯克等地；经过半个月的旅途奔波后，蒋介石一行终于九月二日抵达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