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2章沪申地五卅惨案 执政府金佛郎案

    【史要】上海“五·卅惨案”；临时执政府深陷金佛郎案……

    却说，广东政府忙于东征与平定杨希闵与刘震寰叛乱之时；一场反帝浪潮在上海引发，很快就席卷全国了。

    事由是，一九二五年二月二日，日商在上海开办的内外棉八厂，发生了日本监工殴打中国女工的事件；为此，愤愤不平的工友关车罢工，却又有五十名男工被开除；因此，劳资之间的矛盾激化了。

    于是，一个月前刚在上海召开了“中＊共＊四大”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发动上海二十二家日商纱厂的工人先后举行罢工，争取工人的自身权益。

    然而，日商我行我素仍继续欺辱中国工人。

    五月十四日，内外棉十二厂又有两名工人被开除，并抓走了前去与资方交涉的五名工人代表；于是，内外棉十二厂的工人又罢工了。

    第二天，内外棉七厂被波及；该厂副总经理元木率保安人员前来镇压，遂发生冲突。结果，工人顾正红被该厂大班、日本人川村千山开枪射杀，另有十余人遭枪伤。

    消息传开，舆论哗然群情激情了，人人都为华夏同胞被日本人无辜枪杀而义愤填膺。

    第二天，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工人群众因同胞被杀而产生的对日本人的愤恨及激昂的爱国热情，从经济斗争引导到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中去。

    为此，中＊共＊派遣李立三、刘少奇等人赴上海，在已有工会组织的基础上组建上海总工会，以领导上海工人运动。

    二十四日，上海各界人士一万多人，在沪西的潭子湾荒场上为顾正红召开公祭大会；会场中分设五处讲台，许多人上台演说，控诉帝国主义罪行。于是，一股反帝爱国浪潮掀起了。

    五月三十日，上海总工会成立。

    这一日，上海工人、学生约二千余人，在公共租界内演讲并散发传单，揭露日本人枪杀顾正红及帝国主义侵华以来犯下的罪行。

    租界当局派出大批巡捕进行驱散并镇压，英国巡捕则抓捕了一百多名爱国学生拘押在南京路上的老闸巡捕房内。

    于是，愤怒的群众聚集在英国巡捕房外，要求释放被捕学生。

    谁知，英国巡捕房非但没有释放被捕学生；英国捕头爱伏生竟然又下令镇压，公然开枪射杀了手无寸铁的群众十三人，重伤数十人；另有一百五十余人又遭逮捕，其中又有四名学生被捕后遇害。

    就这样，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国土上制造了又一起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等人组成一个“行动委员会”，以引导上海民众进一步开展反帝爱国斗争。

    五月三十一日，上海总工会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当晚，上海总工会就发布《第一号通令》，宣布：“六月一日起，实行全市工人总罢工。”

    工人罢工开始后，上海学界与商界纷纷支持与响应；于是，以反帝、爱国为纽带，上海总工会与上海****、上海商界联合会等团体组成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从而，上海各界民众结成了反帝联合战线。

    接着，六月七日，由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发起，一场更大规模的罢工、****、罢＊市的三罢运动掀起了。

    上海的二十余万产业工人罢工，五万多名学生****，公共租界内的商人全体罢＊市，连被公共租界当局雇用的中国巡捕也罢＊岗了。

    此时，中＊共＊中央创办了一份由瞿秋白任主编的《热血日报》，并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

    《告全国民众书》中，在揭露帝国主义罪行的同时，明确指出：“全上海和全中国的反抗运动之目标，决不止于惩凶、赔偿、道歉等；应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

    “五·卅惨案”发生后，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府表现暧昧，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而，西北的冯玉祥却反应甚是激烈。

    冯玉祥是名虔诚的基督徒，倡导“以教治军”；在他的影响下，他手下的官兵有数千人归依了基督；因此，有“基督将军”之称。

    基督教的道德核心是爱，其道德十诫中有一条就是“不可杀人”即尊重人的生命；然而，同样以信仰基督为主的英国人，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人，这与撒旦魔鬼何异？冯玉祥岂能不激愤？

    于是，他派人携款两万元到上海援助罢工工人；并在其西北军中大力宣传反帝，表现出了极强的爱国热情。

    冯玉祥还致《电》段祺瑞，敦促临时执政府应“顺应民意，对外表示强硬”，并慷慨表示：“西北军已枕戈待命，愿为国民与当局之后盾。”

    同时，冯玉祥又致《电》张作霖，请其一起敦促段祺瑞“为民执言”。

    而张作霖也认为，英、日两国残害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分明是恃强凌弱公道何在？

    张作霖出身草莽，本来就有一股江湖上的侠义心肠；因此觉得，在此百姓遭蹂躏之时，政府与军人应该敢于担当；若是连一声也没敢吭，岂不将中国人的颜面都丢尽了？

    于是，他同样也出资两万，以援助上海罢工工人；并《通电》呼应冯玉祥，谓：“身为军人，捍卫家国，拯救黎民，责无旁贷。”同时，他也致《电》敦促段祺瑞；还干脆派兵进抵天津，并吓唬道：“当局若是软弱无能，我老张可要革新内阁了。”

    张作霖的这番话，倒确是让段祺瑞吃惊不小；于是，赶紧向俩人解释：“爱国乃天责，庶民尚能为，当局岂会推诿？俩位大帅，浩然正气，令人欣佩。然外寇猖獗，由来已久，非旦夕可决；时势如麻，只可细理，方能舒顺；若是急就，恐适得其反，于事无补。故请俩位大帅见谅，毋督责过剧；当局必尽职勉力，无负所望，以遂初愿。”

    段祺瑞这番哭诉般的表白，俩人听了觉得确有其苦衷，也就不再逼迫他了。

    其实，作为一国元首的段祺瑞，对于治下的国民惨遭外族如此残害，岂能不揪心？但因近期，段祺瑞及其临时执政府深陷于一桩“金法郎案”而不能自拔，心烦意乱得很；所以，当“五·卅惨案”发生时，政府的反应显得迟缓了些，这才引来了俩位大帅的苛责。

    所谓“金佛郎案”又称“金法郎案”，缘于庚子赔款。

    当年，清政府与各列强签订屈辱的《辛丑条约》后，与英美、法、意、荷、比六国议定的赔款办法是按各国货币电汇付款。

    法国流通货币是法郎，一直来即按此规定以法郎结算；而因法国曾实行“金银复本位制”，法郎的含金量有明确规定，其币值与黄金挂钩，故有“金法郎”之称。

    一九一七年八月，因中国对德宣战，成了协约国中一员。协约国为向中国示好，也就允许中国暂停支付赔款五年。

    至一九二二年，五年期止；法国驻华公使傅乐猷忽于一九二二年六月《照会》中国外务部，提出：“嗣后关于法国部分赔款之各项，不再用法郎，直接以金元计算，较为简便。”

    法国之所以要更换结算方式，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郎币值与黄金脱钩；从而，导致了法郎大幅贬值。法国人觉得中国五年间尚未偿付的赔款若仍以法郎结算，法国则会损失惨重；因此，打算更换结算方式，以将因法郎贬值而遭受的损失转嫁给中国。

    当时，由直系掌控的北京政府并未察觉法国的险恶用心，欲予答应。

    幸好，曾于清华大学执教《国际法》、时任外务部部员刁敏谦博士察觉了法国的这一图谋，遂向北京政府递交《说帖》，指出：“若让法国的这一图谋得逞，中国将遭受多达一亿一千万元的巨大损失。”

    刁敏谦的话如巨石入水，引起了国人的惊觉；为此，中国国会拒绝通过这笔赔款。

    但是，法国政府不肯让步；于是，这笔尚未偿付的庚子赔款，因中、法两国就结算方式产生矛盾而被搁置了。

    而当时，有一笔自从一九二二年以来，由海关总署代收的关税、盐税，在扣除当年应偿还的外债及其成本之后，尚有一千五百万元结余的税款，却在法国人手上。

    于是，法国就将这笔税款扣留，以要挟中国政府满足他们有关赔款结算方式的要求。

    段祺瑞上台后，临时执政府面临的财政状况十分窘迫，亟需找钱渡过难关。段祺瑞闻知有笔一千五百万元结余税款尚在法国手上时，急于想拿到那笔税款。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一日，段祺瑞召开国务会议；决定与法国妥协，以尽快解决这个悬而未决的矛盾。

    于是，临时执政府派遣财政总长李思浩、外务总长沈瑞麟与法国驻华公使傅乐猷秘密晤谈。

    最后，以改用美元结算的折中方案求得了一致，并重新签约；如此，这笔拖了多年的陈年旧账算是在段祺瑞手上了结了。

    只是，这么一来，法国仍能多得八千余万应是心满意足，其减少的损失当然是转嫁给了中国。

    而临时执政府，虽然拿回了一千五百万元的结余税款，解了眼前的一时急需；但是，两者相较后的盈亏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时人都认为，段祺瑞此举可谓是饮鸩止渴非他人愿为；甚至于，后世也皆如此评述。

    消息传开后，立即激起了国人的齐声反对；并怀疑其中有不法所为，纷纷要求彻查。于是，总检察厅决定立案侦查。

    因为，此案所涉原结算方式中的法国法郎俗称“金法郎”，故史称“金法郎案”或“金佛郎案”。

    立案后，总检察厅即指派检察官翁敬棠调查此案。

    翁敬棠，字剑洲，福建闽侯人；早年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法律系，回国后又考取法政举人，历任闽侯地方检察厅检察长、天津地方审判厅厅长、北京地方检察厅检察长等职。

    翁敬棠刚直不阿嫉恶如仇执法如山，虽知此案非同一般如负泰山独力难挡，但还是义不容辞地担下了；随即，翁敬棠就投入到对金法郎案紧张而又艰难的侦查中。

    而段祺瑞及其临时执政府因“金法郎案”遭谴责，却自感甚是委屈。

    因为，临时执政府之所以要对法国做出让步，除为了要回那笔税款外还另有所图，即希望以此能换取法国不再对中国亟待召开的“关税特别会议”进行抵制。

    所谓“关税特别会议”，乃是中国政府为实施关税自主，经几届政府的多年努力好不容易才争取到并准备召开的。

    早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就以此向大会递交《说帖》；希望能“另订税则”及“改写税率”，以让中国能关税自主，从而维护中国的自身利益。

    但是，中国代表团的这一努力在列强把持的巴黎和会上遭到拒绝。

    后来，在一九二一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列强为拉拢中国才做出让步，通过了《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并规定，该《条约》经各关系国批准后的三个月内，在中国召开一次“关税特别会议”。

    为此，中国代表顾维钧也做出了“关税特别会议召开前，中国无意变更现行海关管理权”的承诺。

    于是，第二年，北京政府就成立了由顾维钧任处长的关税特别会议筹备处；专候着一俟有关各国都批准了《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后，即召开“关税特别会议”，以实施关税自主。

    此后几年，各国议会均已先后批准了《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

    然而，法国因赔款结算方式未能满足其要求；其议会故意将《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搁置不议，致使中国的“关税特别会议”至今未能召开。

    法国的这一招确是阴损，迫得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府不得不做出妥协。

    因为，法国议会不批准《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关税特别会议”就得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中国欲行关税自主、另订税则、提高税率等就无从谈起。

    而关税自主后，仅提高税率这一项就能增加不少财政收入而受益匪浅，这是显而易见尽人皆知。而若拖延未决，再是诱人的东西也均如画饼无异；所以，得尽快召开“关税特别会议”，以免本该到手的关税收益不再白白地流失。

    然而，这决定权却不在中国；法国人手上握着审议批准《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的一张王牌，法国从中作梗，中国政府就只能干着急却无奈。

    因此，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府这才做出了似是饮鸩止渴的决定而对法国让步了。

    然而，这么大的让步，毕竟使中国损失了八千万的巨款，岂能不令人心疼？饱受列强欺凌的国人怎能接受得了？段祺瑞及其临时执政府遭致一片唾骂与指责，也在情理之中不足为奇了。

    就在段祺瑞深陷“金佛郎案”难以自拔之时，忽又爆发了“五·卅惨案”，这令已头疼万分的段祺瑞更如雪上加霜了，不知该如何是好。

    不过，“五·卅惨案”的爆发，国人的义愤引向了被称为帝国主义的列强，而对“金佛郎案”的谴责倒是被此起彼伏的反帝浪潮淹没了。

    所以，“五·卅惨案”倒是帮了段祺瑞的忙，让他有了喘息的机会。

    然而，段祺瑞知道，如何面对并处置“五·卅惨案”，将是对他的又一次考验，切不可再掉以轻心了。自己已因“金法郎案”遭国人唾弃，若是在此“五·卅惨案”中，再不顺应民意表现不佳；即使张作霖不来革新内阁，恐怕国人也必不会原谅他，非让他倒台走人不可。

    何况，冯玉祥与张作霖对他已放的重话，那可绝非儿戏之言；看来，自己不应再撒手不管视若无睹了；得做点姿态给国人看，免得再遭指责唾骂；再说，也总得给冯玉祥与张作霖有个回应，以示自己言而有信。

    于是，六月六日，段祺瑞以临时执政的名义发布《通告》，摆出了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道：“此次上海租界事故，市民激于爱国，徒手奋呼，却垒遭枪击，伤杀惨重。本执政闻之深滋怜惜，已饬令外务部照会抗议，并派大员赴沪慰劳被害国民。当局视民如亲，维护有责；一俟查明原由，必据理交涉，还我公道，以慰群情，此乃本执政之所望焉。”

    接着，六月八日，段祺瑞又在其府邸接见了教育界代表的北大教授蒋梦麟、王世杰、周鲠生等人，重申了自己的立场。

    同时，段祺瑞指令外务部《照会》各国驻京公使团，就五卅惨案提出严正抗议；并委派财政总长王正廷、外务部次长曾宗鉴、前任内阁总理颜惠庆及从事慈善业的北京扶轮社社长蔡廷干等人，赴沪交涉与善后。

    段祺瑞如此表态与举措，确是为自己挽回了一些声誉，国人的怨声少了许多。

    王正廷一行抵达上海后，即与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交涉谈判；提出了“惩办凶手，赔偿死伤者损失，改善工人工作条件，租界内有言论、出版、集会自由，撤退驻华英、日军队，取消领事裁判权”等十七项条件。

    公共租界当局难以接受，谈判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