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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7章鹿钟麟迫阎释冯 李冯阎反蒋联盟

    【史要】阎锡山释放冯玉祥;“汪、李、冯、阎”结“反蒋联盟”,阎锡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

    司令”;“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

    却说,“中*共*陂头”会议后不久,“国民政府”内部即又起风波了;且这次,是蒋介石与阎锡山吵开了。

    原来,阎锡山逃离郑州回到太原后,余悸未尽仍感到后怕。他做梦也想不到,“蒋、冯战争”刚结束,蒋介石竟然会这么快地就要对自己下手了。

    至此,阎锡山终于意识到了,自己原来想的“只要不得罪蒋介石,就可夹缝中求生存”,未免太天真了;现在看来,那只能是自欺欺人。

    而今,“桂系”、“西北军”、唐生智等都先后被蒋介石击败了,只剩了自己;即使自己不“反蒋”,一心想“独裁”中国的蒋介石定是不会放过自己。

    阎锡山想到此,不知道该如何好了?

    而蒋介石见阎锡山溜回山西老巢去了,一时倒也奈何他不得;蒋介石见硬的不行,则来软的。

    于是,蒋介石派遣时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吴铁城专程赴山西,要阎锡山在太原《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之职,以逼迫他表示“服从中央”。

    由于,在郑州受过一次惊吓,阎锡山对于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已无多大兴趣了;只是,此时的阎锡山还不敢公开对蒋介石说“不”;而在太原《宣誓》“就职”不会再有什么不测,也就虚与委蛇接受了。

    于是,一九三○年一月二十二日,阎锡山在太原《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由于,阎锡山憋着一肚子气;所以,他在《宣誓》“就职”演讲时,忍不住发了一通牢sao,指责:“中央政府对各实力派的肆意讨伐,是造成国民党和‘国府’分裂的祸根。”因而主张“消弭党争,礼让为国”,并指斥“武力统一不宜用于民主党治”。

    阎锡山的这通话,是故意喊给蒋介石听的;当然,也希望能引来别人的共鸣。

    蒋介石当然知道,阎锡山的牢sao是对自己发的。然而,此时的蒋介石因战场上的屡屡胜利已忘乎所以了;“急欲荡涤四方、削平山头,以独占华夏、实现夙愿”的蒋介石,哪里还听得进阎锡山的话?

    于是,蒋介石《致电》阎锡山,云:“革命救国本为义务,非为权利;此时国难正亟,非我辈自鸣高蹈之时。”

    这分明是要阎锡山闭嘴,莫干扰了蒋介石的大政方略。

    然而,此时的阎锡山不愿再听蒋介石的了;因而,在给蒋介石的回《电》中,阎锡山进一步提出了“要建立‘整个的党,统一的国’”,并主张“应由全体党员投票,以解决党国纠纷”。

    对此,蒋介石当然也不会同意。

    于是,俩人隔空喊话、打起了口水仗,各执己见、谁也不愿让步,相持近月、好不热闹。

    如此一来,蒋介石与阎锡山虽然还没有兵戎相见,但俩人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了,几近撕破脸。

    阎锡山的主张倒是得到了各派“反蒋”势力的呼应,汪精卫亦《通电》附和。

    同时,“改组派”、“西山会议派”及“桂系”等,均派人来山西与阎锡山联络;一时间,许多政客云集太原,各派“反蒋”势力都汇聚到了阎锡山身边。

    阎锡山见自己的主张得到了众多人的响应与支持,觉得底气足了,不由得心中暗喜。

    于是,二月十日,阎锡山再次《致电》蒋介石时,干脆放胆地指责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一味戡乱,使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并提出“为民国和平统一计,应礼让为国”,要蒋介石与他“共同下野”,而“将国民党交由汪精卫等人去改组”。

    阎锡山这一着确是厉害,将了蒋介石一军。

    此时的蒋介石正春风得意、雄心勃勃、欲成就大业,哪愿轻易放权?蒋介石不由得恼羞成怒了,心中暗骂:“不知好歹的阎百川,看我如何收拾你!”

    同时,连夜要吴稚晖撰《文》,刊登在第二天的《中央日报》上进行回击。

    吴稚晖在《文》中大骂阎锡山:“不学无术,只会靠投机钻营捞取资本;jian诈失信,无义小人。如今为谋私利,又造谣中伤,蛊惑人心,欲兴兵作乱,祸国殃民;实是十恶不赦,人神共愤。”

    如此,争执变成了谩骂,蒋介石与阎锡山撕破脸了。

    然而,此时的阎锡山觉得自己得到了众多实力派的支持,已不再惧怕蒋介石了。

    众政客见阎锡山敢于跟蒋介石说“不”了,遂都愿意拥戴他来“领衔‘反蒋’”;于是,一个以阎锡山为首、由各方实力派组成的“‘反蒋’联盟”开始酝酿之中。

    阎锡山自己也飘飘然了,不再有甚顾忌。

    然而,正在阎锡山准备与众多政要、实力派“结盟‘反蒋’”之时;忽然,一个《谍报》令他大吃了一惊。

    原来,“蒋、冯战争”后,“西北军”将领对阎锡山都切齿痛恨了。

    因为,“西北军”已不止一次受他哄骗。这个老jian巨猾的家伙,挑唆“西北军”去与蒋介石开战后,自己却躲在后面看热闹;致使“西北军”惨败,这口气如何咽得下?

    看来,多年的战乱,实是阎锡山使鬼所至;这个祸根若是再不除,西北就不会有太平日子过。何况,冯总司令至今仍被他软禁着;看来,不对阎锡山来点动真格的,冯总司令是不会被放归了。

    鉴于这种共识,已接任“第二集团军代理总司令”了的鹿钟麟决定“对‘晋军’用武了”,以逼迫阎锡山放人。

    为此,鹿钟麟派遣与韩复榘私交甚笃、曾任“第二集团军兵站总监”的闻承烈去河南与韩复榘联系;意欲“西北军”与韩复榘联手“共同讨伐阎锡山”。

    因为,韩复榘与阎锡山也有隙;所以,当鹿钟麟前来“相约”时,韩复榘满口答应了。但谁知,鹿钟麟与韩复榘的“合谋”,又被阎锡山的谍报人员探知了。

    阎锡山闻《报》后,怎能不惊?

    因为,“西北军”虽是在“蒋、冯战争”中败北了;但毕竟还据有“陕、甘、宁”等地,仍拥有二十万兵马而不可小觑。若是“西北军”真的与韩复榘联手来攻,自己如何抵得?即使抵住了,也必会两败俱伤。

    且看来,这次鹿钟麟是要动真格了;阎锡山确是又惊又怕,不知该如何是好?

    不过,阎锡山很快悟到;鹿钟麟此举,无非也是由于“冯玉祥被禁”之故。既然如此,自己把冯玉祥放了,不就没事了?再说,眼下各路“反蒋”势力聚集太原,正欲“结盟‘反蒋’”;冯玉祥与蒋介石结怨甚深,他的“西北军”应是反蒋势力中的一股主要力量;若要“结盟‘反蒋’”,岂能少得了“西北军”?所以,将冯玉祥放归,让他带领“西北军”去与蒋介石拼搏、确也应是时候了。且一旦“让冯玉祥回去,想必‘西北军’的矛头定会转向,自己则可化险为夷”。

    如此,阎锡山虽算是找到了解困排忧的方药,但却仍有顾虑。

    因为,自己已诳过冯玉祥多次;而今再欲与他联手,他还会相信吗?这倒确是又使阎锡山感到犯难了。

    不过,阎锡山很快又想,冯玉祥是个直心肠的人;只要向他道明,这次自己是“真心要与他结盟”了,“苍天作证,绝不诳他”;想必,他心里再是有疙瘩,也应该是能化解的。

    只是,这次确是不可再哄他了;否则,冯玉祥及其“西北军”再不会饶恕自己了。

    想到此,阎锡山的主意定了。

    于是,二月二十七日,阎锡山赶紧去往五台,再次向尚在西汇别墅中的冯玉祥百般的陪“不是”。

    同时,声泪俱下地道:“弟虽有对不起兄之处,但实无害兄之意。往日,因蒋势太盛,弟不得不有所顾虑,致使冯兄及西北军诸将产生了误会。而今,各路反蒋势力已云集太原,弟已决意反蒋,断无戏言。值此之时,鹿钟麟却与韩复榘欲联手攻打晋军;如此亲者痛、仇者快之为,总不会是冯兄所指使吧?兄若定要记恨于弟,兄回陕后尽可率部来攻,弟定不还手,任由兄处置罢了。若兄尚存与弟一点旧谊,请兄仍能与弟及众反蒋派结盟;回陕后,当率部反蒋。此护党救国大义所在,断不可被私怨小利所误。”

    阎锡山左一个“回陕”、右一个“回陕”,令冯玉祥觉到:“莫非这次是真的让我回去了”

    虽然,冯玉祥被阎锡山骗过数次,对他的话已不甚相信;但因归意心切,仍不由得想:“若是真能让我回去,以往的事可不与他计较。”

    且听得出,阎锡山这次是真的要“反蒋”了;否则,各派政要云集太原来干啥?若此,真能“结盟‘反蒋’”,自己何尝不愿?而鹿钟麟欲与韩复榘“联手”攻晋,确也不是冯玉祥所希望;因为,那样只能让蒋介石得渔翁之利、而断不可为。

    因而,冯玉祥说:“鹿钟麟欲用兵,自己实是不知情。待自己回陕后,定当阻遏。”

    听到冯玉祥如此说,阎锡山的心宽了,他要的就是冯玉祥的这句话;于是,阎锡山表示“立即让冯玉祥回陕”。

    冯玉祥能回陕、求之不得,对于阎锡山曾对他的“大不敬”也就不计较了;于是,俩人冰释前隙、重归于好,决定再次“联手‘反蒋’”了。

    这次,阎锡山不再欺哄冯玉祥了。

    第二天,冯玉祥终于离开西汇别墅,在阎锡山、李书城、王鸿一、梁式堂等人的陪同下回到太原。

    此时,各路政客仍聚集在太原;于是,众人共商国事,决定组建“‘反蒋’联盟”;推举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李宗仁、冯玉祥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此举,意味了不再承认蒋介石的“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

    同时,觉得掌有“东北军”的张学良举足轻重;而“中东路事件”引发的“奉、苏战争”,“南京国民政府”没有出兵相助,致使“东北军”大溃;料想,张学良也必记怨蒋介石,当可邀其一起“反蒋”。

    于是,打算派人游说,并拟让张学良也出《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反蒋’联盟”组成后即决定“兴兵讨伐蒋介石”,并将“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方面军”。

    “张、桂联军”为“第一方面军”,李宗仁《任》“总司令”;“西北军”为“第二方面军”,冯玉祥《任》“总司令”;“晋军”为“第三方面军”,阎锡山《任》“总司令”。

    且拟定:“第一方面军”主攻“湘、鄂”,拟由桂北入湘,沿粤汉路北上,先取长沙再攻武汉。“第二方面军”主攻“豫、鄂、皖”,由“陕”入“豫”后兵分两路;一路沿“陇海路”东进,先取郑州、再经商丘后往攻徐州;另一路则沿“平汉路”南下,配合“第一方面军”夹攻武汉。“第二方面军”主攻“苏、鲁”,拟兵分两路、由“冀”入“鲁、豫”;一路由“冀”南入“豫”北,配合“西北军”沿“陇海路”攻取徐州;另一路由“冀”东南入“鲁”西北,沿“津浦路”南下攻取济南。

    待三路分别攻取武汉、徐州、济南后,再合力攻取南京。

    三月八日,冯玉祥离开太原回陕。

    阎锡山亲自送至晋西南芮城的风陵渡,并赠予冯玉祥五十万元银票、二百挺机枪和数大卡车的米、面,实是盛礼相送。

    如此,确是让冯玉祥感到其“不再欺诳,真情结盟了”。

    两天后,冯玉祥返抵西安;终于,被软禁八个月后,冯玉祥如虎归深山、龙入渊潭、复可重振雄风了。

    “西北军”将领见冯玉祥回来了,当然高兴;然而,因此也就取消了攻打阎锡山,众将不免心中郁郁。而当得知,冯玉祥又欲与阎锡山“结盟‘反蒋’”,众将更是愕然了,唯恐再上阎锡山的当。

    然而,冯玉祥却说:“阎百川虽有过错,但他已经悔悟,我等就宽谅了吧。此次‘反蒋’,并非仅有阎百川与我,另有汪兆铭先生、李宗仁将军、黄绍竑将军、张发奎将军等,可谓是得道多助;如此,‘二、三、四集团军’协力同心,定可胜券在握。众人在太原,已歃血盟誓,绝不背信;料想他阎百川断不敢再耍手段而置自己于不义,诸位不必疑虑。”

    “西北军”诸将听冯玉祥如此说,见他主意已定,也就不再异议了。

    于是,三月十五日,“‘反蒋’联盟”的五十三名“军、政要人”联名《通电》宣布“反蒋”;《通电》中列举了“蒋介石的六大罪状”,言辞十分激烈。

    接着,四月一日,阎锡山在太原、冯玉祥在西安、李宗仁在南宁,分别《宣布》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正、副总司令”;只是,张学良尚未表态。

    如此一来,“中华民国”就有了两个“陆海空军总司令”,“‘反蒋’联盟”与蒋介石分庭抗礼了。

    蒋介石气恼极了且不甘示弱,即于四月五日下《令》“免去阎锡山本兼各职”,并下达了对阎锡山等人的《通缉令》。

    同时,蒋介石开始调兵遣将,把数十万兵马集结于“陇海路”、“平汉路”、“津浦路”沿线及徐州、漯河、武汉、衡阳、归德等地,欲与“‘反蒋’联盟”决战。

    而此时的阎锡山因有众多“实力派”给他撑腰,已不惧怕蒋介石了;心想“‘反蒋联盟’有三个‘集团军’,对付蒋介石一个‘集团军’,应是稳cao胜券”。所以,也打算与蒋介石决战。

    阎锡山甚至于暗自萌生了野心,即欲“利用‘反蒋联盟’,以武力把蒋介石赶下台后,由自己取而代之”。

    只是,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路军”、且归阎锡山节制的刘镇华,见阎锡山与冯玉祥等人酝酿“反蒋”;刘镇华不想附和,但因苦劝阎锡山无效,遂以“考察”为名前往日本、德国游历、实是“避战”去了。

    临走时,刘镇华把“第十一路军”的指挥权交给其“胞弟”刘茂恩,这却引起了万选才的不满。

    因此,驻于洛阳的万选才复又返归“西北军”了,冯玉祥则《任命》万选才为“第六路总指挥”兼“河南省政府主席”。

    而有“河南‘草头王’”之称的刘茂恩,见冯玉祥没把河南交给他们“兄弟”俩、而给了万选才,不由得心中不满;所以,冯玉祥此举,却是为自己埋下了一个祸根。

    且说,冯玉祥就《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后,即按“‘反蒋’联盟”拟定的《计划》又就“‘第二方面军’的对蒋作战”进一步作出了部署。

    这次,冯玉祥欲倾“西北军”全力东征;连时《任》“青海省主席”的孙连仲也应调率部参战,青海则交由曾自立“宁海军”、时《任》“第二集团军第二十六师师长”马麒了。

    同时,冯玉祥决定“亲率大军出征”;为此,他将“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部”设于潼关;《任命》鹿钟麟为“前敌总司令”,刘郁芬为“后方总司令”兼“代理陕西省主席”。

    并将“西北军”分为五路,“第一路总指挥”张维玺,“第二路总指挥”孙良诚,,“第三路总指挥”庞炳勋,“第四路总指挥”宋哲元,“第五路总指挥”孙连仲,“骑兵总指挥”郑大章。

    张维玺的“第一路”由“陕、豫、鄂”三省交界处的荆紫关入豫,经淅川、内乡向“平汉路”挺进。孙良诚的“第二路”和庞炳勋的“第三路”沿“陇海路”东向,进取郑州后再折向往攻徐州。宋哲元的“第四路”和孙连仲的“第五路”由潼关入豫,也东向配合孙良诚与庞炳勋攻取徐州。

    与此同时,阎锡山也进行了部署;以徐永昌为“陇海路总指挥”,率五个师由冀南入豫北,配合“西北军”主战“陇海路”;以傅作义为“津浦路总指挥”,也率五个师由冀东南入鲁,沿“津浦路”南下攻打济南、并控制“胶济线”。

    李宗仁也作出了部署,将“张、桂联军”编列为三路,“第一路总指挥”张发奎,“第二路总指挥”白崇禧,“第三路总指挥”黄绍竑;拟三路并进,入湘后沿“粤、汉路”北上,先取长沙再攻武汉。

    “‘反蒋’联军”号称五十万大军,气势确是不小;不过,蒋介石却是有恃无恐。

    因为,此时的蒋介石经讨伐“桂系”、讨伐“西北军”、讨伐唐生智诸战后、军力有增无减,现已拥有七十万大军了。

    而且,德国顾问鲍尔来华后,不但让蒋介石从德国政府手中购得了许多武器,鲍尔还帮蒋介石建成了一些军工企业;如此,蒋介石亟需的军火又有了来源,且不亚于以前的苏式武器;这是其他军阀都难以办到的,也就使蒋介石自感底气十足了。

    何况,“桂系”与“西北军”新败不久,元气尚未恢复必不经打;所以,蒋介石不怎么把李宗仁与冯玉祥放在心上,倒是对阎锡山却是不敢小觑。

    在蒋介石看来,阎锡山有别于李宗仁与冯玉祥,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虽说,在各路诸侯中,阎锡山本来是被视为最弱的;然而,阎锡山从“北伐”中捞了许多好处,地盘与军力都有扩增,已是今非昔比了。

    更由于,蒋介石与李宗仁、冯玉祥、唐生智大战时,阎锡山却是袖手旁观;非但毫发无损,还让他得了渔翁之利。而今,又有那么多人围着阎锡山转;可见,这个老jian巨猾的家伙比李宗仁、冯玉祥、唐生智更难对付,切不可掉以轻心。

    为此,蒋介石赶紧也调兵遣将、并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进行部署,以作出应对。

    因此前,蒋介石已将“第一集团军”的编制又“由‘师’扩成‘军’了”;于是,他将其中的十多个“军”编列为三个“军团”,分别部署于“陇海路”、“津浦路”、“平汉路”,以重点对付“晋军”与“西北军”。

    且因,曾任“西征军第一路总指挥”方鼎英,“蒋、冯战争”结束后已“请辞解甲归隐、居于上海”。因而,蒋介石打算以时在豫北的韩复榘为“第一军团总指挥”,对付“沿‘陇海路’东进的‘西北军’”;以刘峙为“第二军团总指挥”,对付“沿‘津浦路’南下的‘晋军’”;以何成浚为“第三军团总指挥”,对付“沿‘平汉路’南下的‘西北军’”;陈调元为“预备军团总指挥”,策应各路。

    同时,《任命》何应钦为“武汉行营主任”,驻守武汉;而《命》湖南的何键、广东的陈济棠,合力对付广西的“张、桂联军”。

    此外,蒋介石还调遣五支“航空队”,给参战的地面部队以空中支援。

    如此部署,应算是万无一失了。

    然而,蒋介石还有一个顾虑;那是由于,驻于豫北的韩复榘毕竟是冯玉祥的旧部;蒋介石虽是打算用他,但不免有所担心,唯恐他会背叛自己、复投冯玉祥。

    为此,趁“徐州会议”时,蒋介石让其“夫人”宋美龄出面、专门与韩复榘作了一次谈话,以稳住他的心。

    由于,韩复榘曾在汉口受过蒋介石“夫妇”的盛情款待,令他感恩戴德、铭怀不忘;而今,韩复榘再次受到“蒋夫人”宋美龄的接见,更令他受宠若惊了。

    宋美龄先是对于韩复榘“在河南实行‘反对蓄婢纳妾、禁止女子缠足束胸’”的举动大加赞赏了一番,使他高兴得只知搔头皮、咧嘴笑。

    接着,宋美龄话锋一转,正色道:“而今外面多有传闻,言‘西北军’旧部皆与冯玉祥暗通款曲;可我一直劝总司令不要轻信谣言、受人挑唆,应百分之百地相信‘将军’。所以,总司令让你担任‘第一军团’的‘总指挥’,将刘珍年、曹福林、孙桐萱等部归你调遣,想必韩将军不会辜负‘总司令’的重托吧?”

    宋美龄的话、言外有音,令韩复榘心中发怵、坐立不安了。

    过了好一会,才说:“‘总司令’和‘夫人’待我不薄,我韩复榘死也不会忘记。请‘总司令’放心,我是‘好马不吃回头草’,绝不会再去帮冯玉祥的。只是,‘西北军’将士毕竟曾经都是我的‘哥们’;说实在的,我确是不想去跟他们打仗。所以,请‘夫人’替我跟‘总司令’说一声;能体谅我的苦衷,就让我去山东、打阎老西那个王八蛋吧。”

    韩复榘的这番表白,听来倒是没有虚言、且也合情合理;因此,宋美龄不再多言,遂向蒋介石转告了。

    蒋介石闻后觉得“韩复榘能直叙心声,倒是说明了他不会背叛自己”,心中的悬石也就落地了。于是,蒋介石答应了韩复榘的“请求”,将他“调往山东、去对付阎锡山”。

    就这样,双方都厉兵秣马、磨刀霍霍地准备一决雌雄,“‘反蒋’联盟”与蒋介石之间的一场战争已拉开了帷幕。

    这场战争,双方都投入了数十万大军,规模比以往的任何战争都大。且因,主战场是在河南;而河南有“中州”、“中原”之称,故史称“中原大战”。

    且说,国民党忙于内战之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终于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内成立了。

    一九三○年三月二日,冯乃超、阳翰笙、龚冰庐、孟超、莞尔、邱韵铎、夏衍、潘汉年、王尧山、周全平、洪灵菲、戴平万、钱杏邨、鲁迅、冯雪峰、黄素、郑伯奇、田汉、蒋光慈、郁达夫、陶晶孙、李初梨、彭康、徐殷夫、朱镜我、柔石、杜国庠、王一榴、沈叶沉、冯宪章、许幸之等四十余人出席了成立大会。

    大会选举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等七人为“常务委员”,周全平、蒋光慈两人为“候补委员”。

    鲁迅在会上发表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说,强调“革命作家一定要接触实际的社会斗争”。

    鲁迅对左联的工作提出四点意见:“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二、战线应该扩大;三、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四、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

    由于,“左联”的目的是“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高革命作家的思想理论水平,与中国国民党争取宣传阵地,吸引广大民众支持其思想”。

    所以,由一九二六年急转成“激烈革命派”的“创造社”成员郭沫若,与一九二八年《太阳社》成员钱杏邨、《语丝》成员鲁迅、“文学研究会”《小说月报》成员茅盾等人,一致对“新月派”如胡适、徐志摩、梁实秋为首的“资产阶级代言人”进行笔战。

    此一期间,鲁迅则更是成了“左联”的旗手。

    “左联”一成立,立即就遭到“国民党政府”的破坏和镇压;国民党特务采用取缔“左联”组织、通缉“左联”盟员,颁布各种《法令》、《条例》,封闭书店、查禁刊物和书籍,检查稿件,拘捕刑讯,秘密杀戮革命文艺工作者等手段;迫害“左联”成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左联”就在国民党的这一片白色恐怖中顽强地抗争,勇敢地战斗,大声地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