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8章调查团走马观花 徐向前连战连捷
【史要】：“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李顿调查团”抵华；中＊共＊《对日战争宣言》；“苏家埠战役”、 “潢光战役”，“红四方面军连战连捷…… 却说，伪“满洲国”成立之时，“国民政府”正于三月一日起在洛阳召开“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 闻知“关东军”在“东三省”扶植了一个以前清“逊帝”溥仪为“元首”的“傀儡政府”，“国民政府”当然难以接受。 于是，赶紧拟了一个《对于东北事件之决议案》交付“四届二中全会”通过。 《决议案》中声明了“否认由日本武力压迫构成之伪政权”，并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如此，也算是对“国人”有了交待。 然因，“李顿调查团”此时已到了日本，不日即可抵华；因此，“国民政府”仍只寄望于国际社会能“主持公道”；所以，虽是通过了《对于东北事件之决议案》，却又是“雷声大、雨点小”地没了下文。 其实，国民党召开“四届二中全会”，乃是鉴于“淞沪抗战”爆发后，为对付越来越猖獗的“日军”，觉得有必要恢复“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以“统领军事，抵御外侮”。 为此，“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军事委员会案》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 《军事委员会案》规定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隶属于国民政府，为全国最高军事机关，职掌统率全国军队，全面负责国防绥靖之事宜；有对军事方针之最高决策权，对军费支配之最高审核权，对军事建设、军队编遣之最高裁决权，对少将以上之任免权。” 然后，依据《组织大纲》推选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李宗仁、陈铭枢、李烈钧、陈济棠等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而“行政院长”汪精卫、“参谋总长”朱培德、“军政部长”何应钦、“训练总监”唐生智、“海军部长”陈绍宽、“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等人，则是依据《组织大纲》为“当然委员”。 “军事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此职当然非蒋介石莫属。 于是，蒋介石在失去“陆、海、空军总司令”之职两个半月后，则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了；如此，复又如愿以偿地重新将全国的军权握在了掌中。 自此，曾经的“蒋总司令”则改称为了“蒋委员长”；不过，他的那些“黄埔嫡系门生”却仍习惯于称其为“校长”以示亲近，蒋介石也乐闻此声。 蒋介石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后，即将原由“国民政府”直辖的“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军事参议院”揽归“军事委员会”。 同时，“军事委员会”设立了“办公厅”及“第—厅、第二厅、第三厅”。 “办公厅”职掌“军委会”的印信、机要文电的撰拟收发等重要事项，蒋介石特意《任命》李济琛为“办公厅主任”，欲以此化解因将其扣押多时而结下的恩怨；且也欲将其拉拢，以瓦解仍暗中在与自己抗衡的“粤方”势力。 “第—厅”职掌关于《军令》、《军事章制》、《国防作战绥靖计划》及与“参谋本部联络”等事项，也由李济琛兼《任》“厅长”。 “第二厅”职掌关于军费核定、军事教育训练、政治宣传及对陆军、海军、空军的管理、铨叙与联络等事项，由时《任》“军政部长”何应钦兼“厅长”。 “第三厅”职掌关于人事、军队风纪、军需及不属于“一、二两厅”管辖的等事项，由时《任》“参谋总长”朱培德兼“厅长”。 接着，“军事委员会”又对全国军队的编制作出了新的规定，即“全国军队采用统一番号，按序编定”，以示国民党整合后的全国军队已无分“派系”、“山头”而统归于“国民政府”之下了。 全国军队编定为近百个师，分辖于四十多个军。 而统一编制后的“师”，则分为“甲、乙、丙”三种；甲种师为“三三编制”，即每个师辖三个旅，每个旅辖三个团，如此依次类推直至班；乙种师为“三二编制”，即每个师也辖三个旅，每个旅却只辖二个团；丙种师为“二二编制”，即每个师只辖二个旅，每个旅也只辖二个团。 显然，如此编定，甲种师有九个团，乙种师则只有六个团，丙种师更是只有四个团；所以，虽同为“师”，但实力却差异很大。 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皆被编为甲种师，可见这分明又是其玩的一个花招，藉此达到了“充实自己、打压他人”之目的。众人虽有“哑吧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之感，但甚感无奈。 且说，“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召开后不久，“李顿调查团”终于三月十五日抵达上海了。 “李顿调查团”抵达中国后，先后与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等人进行了会晤。然后，又在上海、芜湖、九江、汉口、宜昌、济南、天津等地考察了一圈。 四月九日，“李顿调查团”进抵北平，又逗留几天；然后，再经天津走海路前往大连；延至四月二十一日，“李顿调查团”才进入东三省抵达奉天。 “李顿调查团”抵达东三省时，“关东军”扶植的伪“满洲国”傀儡政府早就木已成舟、且事成近两个月了。面对这一既成事实，“李顿调查团”却漠然置之。 其实，“国联”组建“李顿调查团”赴华，并不真是为了“帮助中国驱离‘日军’”，而是担心“日本独吞了中国的‘东三省’后会损及各‘列强’的在华利益”。说到底，无非是想让日本知趣点，别想着“独占”中国的“东三省”；而应使中国“门户开放”，以让各“列强”能“机会均等、利益均得”。 因此，“李顿调查团”到奉天后，即与“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日本驻沈阳代理总领事”森岛、伪“满洲国执政”溥仪、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等人进行会晤。 当涉及到伪“满洲国”问题时，“李顿调查团”只是询问：“‘满洲国’实行机会均等吗”对此，得到的回答可想而知；“调查团”的李顿爵士等人感到“满意”后，也就没再追询了。 尔后，“李顿调查团”就在中国的“东三省”各地开始了走马观花般的所谓“调查”。 而就在“李顿调查团”抵达沈阳后的第四天，即四月十三日，由时《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领导的“巴彦抗日游击队”在“哈绥线”的成高子站附近炸毁了“日军”的一列军车；此举，无疑是在向“李顿调查团”显示中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 五月九日，“李顿调查团”赴哈尔滨，欲会见“曾在江桥进行过抗战、后投日了”的马占山，以了解情况。 然因，马占山此时已又“反正”离开齐齐哈尔了，“李顿调查团”未能如愿、与他晤面。 原来，马占山投日后，因其毕竟是在“江桥抗战”过，“关东军”对他甚不放心；因此，马占山投诚后，“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欲“将马占山的部队拆编”以削弱其实力。 “关东军”的这一图谋被马占山探知后，不免令他深感忧虑与后怕了；这才觉到“自己走错了道”，且忧心“委身于小日本不会有好果子吃”，心想“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三十六、走为上’”。 于是，马占山出《任》伪“满洲国军政部总长”不到两个月，就将二千四百万元饷银、三百匹战马、十二辆卡车的军需物资悄悄地运离齐齐哈尔；然后，带着他的“旧部”去往黑龙江省西北部、位于小兴安岭北麓、与俄罗斯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市隔江相望的黑河；从而，又举起了“抗日”的旗帜。 接着，马占山邀约李杜、丁超等人在拜泉晤会；为联手“抗日”，仨人决定将所部合编为“黑龙江省救国军”，推举马占山为“总司令”。 马占山复又举起义旗后，“国人”乃至后世也就原谅了其“曾一度投敌”之举，有人甚至于将其“曾经的降日，解释为是‘诈降’”，致使褒贬不一、莫衷一是。 不过，马占山再举义旗后，确是率领其“黑龙江省救国军”又与“日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并与李杜、丁超一起曾对哈尔滨发起过反攻而重创“日、伪军”，且“抗战”到底没再有反复；因此，后人乃至史家仍褒多贬少地将其誉为“抗战英雄”。 马占山的反正，令“关东军”恼羞成怒了；于是，派重兵对其征剿。至一九三二年底，因战事失利，马占山与李杜都被迫率部退入苏联境内，后分别辗转去、往关内。 而这次，丁超却在宝清接受了熙洽的劝降而投敌了。丁超投敌后，“关东军”也不信任他，只给了个“总务厅嘱托”的闲差。 与此同时，坚持在方正、依兰等地、又改称为“吉林救国军”了的冯占海部，已发展成了一支万余人的队伍。伪“满洲国”成立后，冯占海不忍眼看着国土沦丧，遂又率部南下向吉林发起进攻。 然因，马占山与李杜等部撤离后，冯占海部毕竟成了一支孤军；所以，攻打吉林因孤军无援而未能如愿。 而在冯占海南下攻打吉林时，驻于哈尔滨“日军”却偷袭了依兰，致使冯占海部的归途被断；如此，冯占海也只得终止攻打吉林，继续辗转南下撤往热河。 尔后，冯占海部也转入关内。 此皆是后话，顺提不赘笔。 且说，“关东军”扶植组建伪“满洲国”傀儡政府后，中＊共＊也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反对”；而对于“李顿调查团”的来华进行所谓的“调查”、“斡旋”，却并不抱任何希望。 因为，中＊共＊早就认定“帝国主义列强都是一丘之貉”；要想驱逐“日寇”、收复失地、抵御外侮，只能靠华夏民族自己，靠四万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 为此，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五日，中＊共＊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对日战争宣言》。 中＊共＊通过《宣言》正式《宣布》：“对日战争。”并号召“白色统治区域的工人农民兵士学生及一切劳苦民众自己起来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直接对日作战”。 同时，郑重《声明》：“要不是‘国民党军阀’集其全力来进攻‘苏区’与‘红军’，‘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与‘红军’早已与‘抗日’的英勇士兵和‘义勇军’站在一起直接对日作战了。” 《宣言》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反动的‘国民党政府’与其各派‘军阀’，本其投降帝国主义的惯技，接连的将‘东三省’和淞沪各地奉送于日本帝国主义，任其随意屠杀中国人民。而对于全国‘反日’反帝的革命运动，则尽其压迫之所能，解散‘反日’团体，压迫‘反日’罢工，屠杀‘反日’群众，强迫自动对日作战之淞沪兵士和民众的‘义勇军’撤退。现更以和平谈判，实行出卖整个中国，促进各帝国主义迅速瓜分中国。所以，不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就不能实行真正的民族革命战争。” 所以，中＊共＊的这份《宣言》，既是对日“宣战”，也是谴责国民党“不抵抗主义”的《檄文》。 中＊共＊的《对日战争宣言》发表后，时《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罗登贤立即派人四出组建“抗日”武装，并明确指示：“‘东三省’已经失陷，劳苦大众的斗争风起云涌。我们党的责任就是把这些自发的斗争，变成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你们的任务就是到各地去搞武装，建立党领导的‘工农义勇军’。” 于是，一九三二年六月四日，“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在吉林的磐石组建了第一支由中＊共＊直接领导、名为“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的“抗日”武装，由孟洁民《任》“总队长”、张振国《任》“政委”。 不久，“中＊共＊满洲省委”又派“军委书记”杨靖宇将这支队伍改编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简称“磐石游击队”。 与此同时，“中＊共＊满洲省委”又派“省军委”的赵尚志与周保中等人，分赴黑龙江省的巴彦、珠河、宁安等地创建了名为“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的“抗日”武装。 接着，又有王仁斋的“海龙工农义勇军”、李光的“安图‘反日’游击队”、梁成龙的“汪清‘反日’游击队”、戴鸿宾的“汤原‘反日’游击队”、孔宪琛的“岭北游击队”、朴泰益“岭南游击队”、李延禄的“绥宁‘抗日’救国游击军”等十多支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相继建成。 而当马占山、李杜、冯占海等部相继被迫从吉林与黑龙江撤离时，由阎宝航、杜重远、王化一等人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却已派员分赴东北各地组织了许多支“抗日”武装。 至一九三二年六月，活动在辽宁各地的“抗日义勇军”就有二十七个支队.共约二十万人。 于是，“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将活动在辽宁各地的“抗日义勇军”划分为五个军区。 “第一军区”由彭振国《任》“总指挥”，活动于包括沈阳在内的新民、锦县、绥中等十一个县市地区；“第二军区”由王化一《任》“总指挥”，活动于辽阳、海城、盖平、营口等八个县市地区；“第三军区”由唐聚五《任》“总指挥”，活动于本溪、风城、安东、庄河、岫岩、通化、长白、抚松等二十二个县市地区；“第四军区”由刘振东《任》“总指挥”，活动于铁岭、开原、怀德等八个县市地区；“第五军区”由高文彬《任》“总指挥”，活动于康平、通辽、瞻榆、洮南等十个县市地区。 此后，“东三省”各地的“义勇军”、“游击队”频繁出击，活动于锦西﹑绥中﹑兴城﹑通辽﹑康平﹑庄河﹑岫岩﹑新宾﹑柳河﹑辉南﹑海龙﹑清源﹑抚顺等地，以“破铁路﹑炸桥梁”等方式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如此，“关东军”虽是将“东三省”侵占并扶植了伪“满洲国”，并用武力迫使冯占海、李杜、马占山等原“东北军”改编的“抗日义勇军”撤离“东三省”；然而，由中＊共＊直接领导、或响应中＊共＊号召而由“东北军民”自发组建、多以“抗日义勇军”《命名》的“抗日”武装，却仍高举起“抗日”的大旗，给入侵“东三省”的“日军”及由其扶植的伪“‘满洲国’傀儡政府”以有力抵抗；从此，中＊共＊在“东三省”担起了“抗日”的大梁。 此暂搁下不表，容后慢叙。 且说，伪“满洲国”成立之时，江西的“赣州战役”结束了。 虽然，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在“赣州战役””中受挫失利了；但在“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的指挥下却取得了“商潢战役”大捷。 “商潢战役”后，“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商城等地进行休整，刘英的“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则返回皖西的独山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后，徐向前决定“再挥师进取”。 而此时，张钫等部被困在潢川，戴民权的“第四十五师”也畏缩在固始不敢出，对“鄂、豫、皖苏区”已构成不了大的威胁。 因此，徐向前主张“向皖西挺进”。 然而，张国焘对于徐向前的“东进皖西”主张并不赞成；但因陈昌浩支持徐向前，张国焘才也表示了“同意”。 于是，三月十八日，由陈赓的“红十二师”留驻商潢地区，以“牵制尚被困在潢川之敌”，“红四军”的其他两个师则在徐向前的亲率下、赴皖西的独山。 两天后，“红四军”的“第十师”、“第十一师”抵达独山，与“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会合。 “红四方面军”进驻独山后，令驻在皖西六安的“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师长”岳盛宣惶恐不安了。 因为，六安与独山相距不到三十公里可谓近在咫尺：且中间只隔了一条淠河，“红军”若再东进，首当其冲就是六安。而驻守六安仅有岳盛宣的“第四十六师”，如何抵得？ 虽说，另有厉式鼎的“第七师”驻在蚌埠，阮肇昌的“第五十五师”驻在合肥，李松山的“第五十七师”驻在潜山，似可遥相呼应。然因，蚌埠、合肥、潜山等地与六安相距皆有数百里；六安若是遭袭，未免有远水近火之虞，岂能不令岳盛宣焦虑？ 因此，岳盛宣急向其“上司”、时《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兼“第一路军总指挥”陈调元告急。 陈调元闻《报》后，也感到了情势危急不可掉以轻心。 于是，抽调了驻在合肥的“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二旅”及阮肇昌的“第五十五师一六三旅”增兵六安，并交由岳盛宣听凭调遣。 岳盛宣得此新增的三个旅后，原存的怯意果是消了许多；于是，他在六安至霍山之间、沿淠河东岸经韩摆渡、苏家埠、青山店等地构筑了一道防线，以阻遏已陈兵其家门口了的“红军”。 由于，“第四十六师”师部设在六安；因此，岳盛宣将自辖的“第一三七旅”和“警备第二旅”的各一个团、及阮肇昌的“第五十五师第一六三旅”都部署在六安城内；并《命》“第一三七旅”的另外一个团驻防六安西郊的马家庵，“警备第二旅”的另一个团则驻防六安西南面仅十多里的韩摆渡。 而在与独山隔河相望的苏家埠，岳盛宣更是部署了“第一三八旅”的两个团及“第一三六旅”的一个团，以作重点防范。另将“警备第一旅”驻防在霍山，“第一三六旅”的另一个团驻防位于苏家埠与霍山之间的青山店。如此，以苏家埠为枢纽、六安至霍山的淠河防线算是构成了。 岳盛宣忙于布防时，徐向前也在独山召集“军事会议”部署破敌了。 徐向前见岳盛宣将所有兵力都投在了淠河沿岸的防线上，后方却留下了很大的空隙；所以，对于“如何突破岳盛宣布下的淠河防线”，徐向前已是胸有成竹。 经谋划后，徐向前决定“用‘地方赤卫军’对范熙绩的淠河防线佯攻袭扰，以迷惑敌人；同时，‘红四方面军’主力乘隙渡过淠河，从侧后将韩摆渡、苏家埠、青山店等据点分割包围”，以求“各个击破”并予歼灭。 于是，三月二十一日夜，由“六安独立团”、“霍山独立团”等“地方赤卫军”在淠河西岸从正面对驻于韩摆渡、苏家埠、青山店等地的“国民党军”发起佯攻。 “红四方面军”主力王宏坤的“红十师”、王树声的“红十一师”与刘英的“红七十三师”则从青山店以西的两河口悄悄渡过淠河；然后，沿淠河东岸北上，以从侧后对驻于韩摆渡、苏家埠、青山店等据点的“国民党军”实施攻击。 于是，一场发生在淠河东岸、六安与霍山之间、以苏家埠为中心的史称“苏家埠战役”打响了。 翌日晨，渡过淠河后的“红七十三师”向青山店的“国民党守军”发起进攻，并一举攻占古楼山、刘家老庄等地。 “红军”如天而降地忽然出现在淠河东岸并发起进攻，令“国民党守军”猝不及防、不知所措了，畏缩在青山店据点内不敢出；因此，“国民党军第一三六旅”的一个团被“红七十三师”围困在了青山店。 苏家埠“守军”见青山店被“红军”围困，赶紧抽调两个团的兵力往援解救，但行至芮草凹却与正继续北上的“红十师”和“红十一师”遭遇。 一阵激战后，“国民党军”的一个营被歼，余部溃退回苏家埠。 于是，王宏坤的“红十师”将苏家埠围困，而王树声的“红十一师”则继续北上、向韩摆渡逼进；韩摆渡“守军”畏而不敢出，遂也被“红十一师”围困了。 时在六安的岳盛宣闻《报》“青山店、苏家埠、韩摆渡都被‘红军’围困了”，不由得焦急万分，赶紧派兵驰援。 于是，三月三十一日，岳盛宣派驻在六安的阮肇昌的“第五十五师第一六三旅”的一个团驰援韩摆渡，驻在六安的“警备第二旅”的一个团驰援苏家埠，驻在霍山的“警备第一旅”驰援青山店。 但谁知，驰援韩摆渡的阮肇昌的“第五十五师第一六三旅”的一个团虽是进了据点，但却与“守军”一起也被困在了韩摆渡、而再难脱出。 而驰援苏家埠的“警备第二旅”的一个团进至苏家埠以北的凉水井、桂家老坟地时，因遭到“红十师”的阻截而败退回六安。 驰援青山店的“警备第一旅”进至十里铺时，也因被“红七十三师”击溃而溃返霍山；不过，青山店的“守军”倒是趁“红军”截援之机，弃守突围、逃回了六安。 如此，青山店被“红军”所据了；而苏家埠、韩摆渡两地的“国民党军”却仍被“红军”围困，难以突围、情势堪忧。 徐向前见来自六安与霍山的“敌军援兵”都已被击退，料想苏家埠、韩摆渡两地被围之敌均成了瓮中之鳖、绝难逃遁。而该两地的得失，却与皖境内其他“国民党军”的安危攸关；所以，敌猷绝不会坐视不顾，而定会再派兵援救。 鉴于此，并由“黄安战役”与“商潢战役”中取得的经验；徐向前觉得“不若趁苏家埠、韩摆渡两地已被围、而‘敌军’必会施救之机，再来他个‘围点打援’”，以便扩大战果。 因此，徐向前决定“对苏家埠、韩摆渡两地被困之敌、围而不攻”，以“诱使‘国民党军’再派援兵前来”；如此，“红军”则可择地设伏、张网以待、专打自投罗网之敌。 且料想，已溃退回六安与霍山之敌、必不敢再露头了；若再要有援兵，必定是来自合肥或蚌埠等方向。 而淠河以东另有一条陡拔河，上有戚家桥与樊通桥；若有来自合肥或蚌埠的援军，此乃必经之处；且陡拔河东岸多是丘陵、林木茂密，正可用于设伏。 于是，徐向前决定“由‘红十师’、‘红十一师’在‘地方赤卫军’的配合下，继续将苏家埠、韩摆渡等地围困”；同时，将“时已占据青山店了的‘红七十三师’调至陡拔河东岸设伏”，专候来援之敌。 果然，陈调元见岳盛宣布下的淠河防线、非但没能阻住“红军”的东进步伐，反而将其四、五个团的兵力全被围困在了苏家埠、韩摆渡等地；陈调元不由得又焦虑不安了，只得再调兵驰援。 此时，距六安较近的是驻在合肥的阮肇昌的“第五十五师”；然因，阮肇昌部已有一个旅与原驻在合肥的两个“警备旅”一起被抽调了，留驻合肥的兵力仅有阮肇昌的另两个旅了。 而作为一省“首府”的合肥，不可无兵驻防；因此，阮肇昌的另两个旅是绝不可再调用。 除此，另有驻在潜山的李松山的“第五十七师”及驻在蚌埠的厉式鼎的“第七师”。 然因，位于大别山南麓的潜山与鄂东相邻，而鄂东也有“红军”势力所及；所以，李松山的“第五十七师”负有“防备‘红军’可能从鄂东进扰皖南之责”，同样也不可擅调。 如此，只可调用驻在蚌埠、至今尚完好无损的厉式鼎的“第七师”了。 于是，陈调元《命》厉式鼎率“本部兵马”速赴皖西驰援。且为促其卖力，陈调元特地为其“向时已在洛阳了的蒋介石讨得了一个‘皖西剿共总指挥’的头衔”。 果然，厉式鼎受封后，确是有点受宠若惊而甘愿为“党国”卖力、卖命了。 于是，四月下旬，厉式鼎以其“部将”李世龙所率的“第七师第十九旅”为“先头部队”，从蚌埠起兵南下、向皖西进发；自己则率“第七师”的大部、随后跟进，以援救被困的岳盛宣部。 五月一日，李世龙所率的“第七师第十九旅”进至六安地界。 而此时，“红军”早已张网以待，刘英的“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已在陡拔河东岸等候多日了；见国民党的援军果然到来，“红七十三师”即做好了“打伏击”的准备。 翌日拂晓，当李世龙的“第十九旅”再进至陡拔河东岸“红军”的设伏地时，即遭到了“红七十三师”的伏击。 李世龙部虽是被打了个冷不防而损失不小，但因“第七军”的主力紧随其后，也就有恃无恐地进行抵抗、并顶住了。 刘英见未能将遭伏击的““敌军”俱歼，激战一阵后佯作退却、撤往了陡拔河西岸。 李世龙见“红军”退却了，以为是对方不支、怯战败阵；因而，倒是来了精神，即率部往陡拔河西岸追击。 然而，当李世龙部半渡陡拔河时，刘英的“红七十三师”忽然返身回攻。 这一次，李世龙部难以招架了。 已过河的因立足不稳且又遭到“红军”的猛烈反攻而溃不成军，纷纷败退被逼回陡拔河中；以至于正在渡河的上不了岸，只能拥挤在河中被动挨打、难以还手，没被击杀也多溺毙；只有尚未渡河、还留在陡拔河东岸的才幸免，但能捡得一命逃遁的却是少数。 战不多时，“第七军第十九旅”数千人或死、或伤、或俘、或降几被全歼，连“旅长”李世龙也死在了乱军中。 李世龙部被歼后，“第七师”的后续部队被震撼畏而不敢再进了。 厉式鼎为“稳住军心”，赶紧下《令》“就近抢占老牛口、婆山岭等高地”，欲“占据有利地形后、稳定业已慌乱了的阵脚”。 然而，正在“第七师”慌乱之时，刘英的“红七十三师”却已复渡过陡拔河、乘胜追击，向厉式鼎部发起进攻了。 与此同时，为“将厉式鼎的‘第七师’俱歼”，徐向前《命》“红十师”、“红十一师”前往配合“红七十三师”。 于是，围困韩摆渡的任务交给了“六安独立团”，围困苏家埠的任务交给了“霍山独立团”。 然后，王宏坤率“红十师”通过戚家桥，王树声率“红十一师”通过樊通桥，迅速从两翼对厉式鼎部实施包抄、并切断其退路；从而，配合刘英的“红七十三师”以将厉式鼎的“第七军”围歼。 如此，厉式鼎的“第七师”被围困在陡拔河东岸的老牛口、婆山岭等地，也成瓮中之鳖了。 厉式鼎部被围后、顿时军心大乱，勉强抵抗了一阵后即土崩瓦解；将士已无心再战，皆为保自身而纷纷夺路逃窜、自相践踏；如此，更是加速了“第七师”的灭亡。 战至午后，“红七十三师”的“第二一八团”更是迅猛地向敌阵纵深插入，并一举捣毁了敌军的“指挥部”，连已无处逃遁了的厉式鼎也成了俘虏。 如此，“第七师”除少数夺路逃走外，几乎全军覆没。 厉式鼎的“第七师”被歼，岳盛宣告求的“援军”无望了。 时仍被围困在苏家埠、韩摆渡等地的“国民党军”见“援兵”已绝、尚存的最后一丝希望全没了，只得依靠自己；于是，组织了几次突围，但皆未能如愿。 尔后，“守军”又勉强坚持了数天。 至五月八日，苏家埠、韩摆渡等地已被围困一个多月，据点内的粮食告馨了；在“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的情况下，两地“守军”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于是，纷纷缴械投降。 至此，历时四十八天、史称“苏家埠战役”遂以“红四方面军”的又一次大捷而《宣告》结束。 此役，“红四方面军”共歼敌二万余人，并俘虏了包括“皖西‘剿共’总指挥”兼“第七师师长”厉式鼎在内的国民党“师、旅、团”级以上将官数十人，缴获枪炮、弹药无数，还攻占了淠河以东包括苏家埠、韩摆渡、青山店在内的大片地区，收获颇丰。 “苏家埠战役”结束后，“六安独立团”、“霍山独立团”等“地方赤卫军”被编入“红二十五军”。 于是，“红二十五军”扩编了“第七十四师”、“第七十五师”的两个师；如此，连同原来的“第七十三师”，共有三个师了。 扩编后的“红二十五军”仍由旷继勋《任》“军长”、王平章《任》“政委”，下辖的“第七十三师师长”由“第十一师师长”王树声调《任》、吴焕先仍《任》“政委”；而新编的“第七十四师”由汪国民《任》“师长”、戴季英《任》“政委”，“第七十五师”则由周希远《任》“师长”、高敬亭《任》“政委”。 且说，“红四方面军”在皖西打响“苏家埠战役”之时，被困在潢川城内的“国民党第二十路军总指挥”兼“第七十六师师长”张钫见“红军”在商潢地区只留下一个师的兵力，觉得“实施反攻、夺回失地”的时机到了。 于是，张钫的“第七十六师”主动出击，将潢川以南的仁和集、潢川东南面的双柳树、潢川与固始之间的桃林铺及光山以南的椿树店、槐树店等地占据了。 张钫的反扑，引起了“红四方面军”的警觉而不可不顾；因此，“苏家埠战役”结束后，徐向前即欲“将‘红四方面军’主力调回豫南”，以“对张钫部实施反击”。 然因，此时的六安尚有岳盛宣的残部困守还未攻克；但为回顾豫南，徐向前只得决定“将六安搁置了”。 于是，他让“‘红二十五军’新编的两个师留驻皖西”，以监视、牵制并防范岳盛宣。而“红十师”、“红十一师”与“红七十三师”即回师豫南，去与“红十二师”会合。 六月上旬，回师豫南后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即对张钫等部发起反攻；于是，一场发生在潢川与光山地区、史称“潢光战役”又打响了。 张钫部本就是乌合之众，且“商潢战役”中已被击溃过，见“红军”来攻早已是闻风丧胆；因此，“潢光战役”打响后，各处“守军”不经打、很快就又被“红军”击溃、纷纷弃守逃遁。 六月十二日，陈赓的“红十二师”围攻潢川东南面的双柳树；守军“第七十六师二二八旅”不支，向北突围后欲逃归潢川。 但逃至杜甫店时，却又遭“红十二师”的截击，几乎全军覆没；“第二二八旅旅长”范龙章虽是侥幸逃回了潢川，但已是身负重伤差点丢了性命。 与此同时，王树声的“红十一师”也兵分三路、杀向潢川的璞塔集；“守军”李万如的“二二六旅”也大溃，逃亡途中在刘家湾附近又遭到廖荣坤的“红十一师第三十二团”截击；结果，李万如被击毙，所部死伤无数几被俱歼，连随在其军中的“第七十六师参谋长”李亚光也当了俘虏。 翌日，倪志亮的“红十师”也对光山以南的椿树店、槐树店等地发起攻击，并一举歼灭了守敌一个团。 刘英的“红七十三师”则将潢川以南的仁和集包围，守敌李万林的“第七十六师第二二七旅”多次突围均被击退。 围困三天后，“守军”终于突围后向西逃窜；但被“红七十三师”追歼于仁和集以西的谈楼，“旅长”李万林被俘。 “第七十六师”损兵折将遭此大挫后，时在潢川的张钫手下只有王凌云的“特务旅”了。 好在，败退在潢川的“第十二师”与“第二师”等残部也已辖于张钫；如此，潢川城内的“守军”应算不少。 此前，因原“第十三军军长”夏斗寅改《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于是，原“第八十九师师长”钱大钧升《任》“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则被调《任》“第八十九师师长”，与同驻防武汉的万耀煌的“第十三师”、徐庭瑶“第四师”等部，皆辖于钱大钧的“第十三军”了。 汤恩伯调《任》后，其“第二师师长”之职则由原“第二师第二旅旅长”黄杰擢升接任。 虽说，“潢川守军”并不少；但经此再败后，各部都已如惊弓之鸟了，龟缩在潢川城内、不敢再出。 而为解困，张钫急《电》留驻信阳的“第七十五师师长”宋天才，要其“速派援兵”。 因为，“第七十五师”归属于张钫的“第二十路军”；张钫有危急，宋天才岂可袖手旁观、见死不救？于是，即派“第七十五师”往援，不日即进抵光山。 宋天才的“第七十五师”进驻光山后，与溃入潢川城内的张钫、曾万钟、汤恩伯等部形成了犄角之势。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见此，知潢川已难再破；且失地收复、目的已达，也就见好就收地从潢川撤军了。 至此，“潢光战役”即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