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2章少帅义释蒋中正 介石翻脸囚汉卿
【史要】《张、杨告东北军、十七路军将士书》，抗日救国《六项协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张学良被软禁…… 却说，蒋＊介＊石和随同的“军、政要员”被扣西安后，“西安事变”告一段落。 接下去，是如何让蒋＊介＊石“停止剿共，出兵抗日”，这也是张学良在西安实施“兵谏”的初衷。因此，在“西安事件”前，张学良就下了一道“只许捉活”的《手谕》。 此时，张学良认为：“自己扣押蒋＊介＊石，是迫不得已而为；只要蒋＊介＊石能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自己还是愿意尊他为领袖。” 所以，当他在骊山找到蒋＊介＊石、并将其迁住到张学良公馆附近的金家巷高桂滋公馆后，欲与其谈判，却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 此时，集国民党“军、政”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被他的部属张学良、杨虎城拘押沦为了阶下囚，使他感到了极度的屈辱、沮丧、悲伤与愤怒。特别是，他那经过十年的“剿共”，现在已到了关键时刻，消灭“红军”已经指日可待；然而，“西安事变”的爆发，使他十年的努力毁于一旦，这是他最不能忍受的。 所以，蒋＊介＊石宁愿死，也不愿受此侮辱，更不愿放弃“剿共”。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当蒋＊介＊石在骊山虎斑石后面被张学良的部下活捉时，他说：“我为‘蒋委员长’，今既为你等所执，你应即可将我枪毙。但我尚为你之上官，除枪毙我以外，你不得对我有所侮辱。” 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通电》，提出了关于“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蒋＊介＊石态度十分顽固、甚至不吃不喝，坚决拒绝谈判国事，称：“张学良如果不送他回南京，他就死在这里。” 这样，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也就僵着了。 “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被扣西安”的消息很快以《号外》的形式由各报刊登传遍了全国。 “南京政府”得到消息后，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当时，蒋＊介＊石既是“国民党党魁”、又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集“党、政、军”权于一身。他在西安被扣，使得“南京政府”群龙无首、乱成一团，都象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了。 十二月十二日当晚十一点半，“南京政府”就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临时联席会议”，作出《决议》：“一、‘行政院’由孔祥熙‘副院长’负责；二、‘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改为五至七人，并加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常务委员’；三、‘军事委员会’会议，由冯玉祥‘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会’负责；四、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委员’、‘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 在“如何应对、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上，“南京政府”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迅速分裂成尖锐对立的“主战”和“主和”两派；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主张“武力解决”，以冯玉祥为首的“主和”派则主张“和平解决”，相持不下。 最后，决定“‘剿、抚’并用”，并“剥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 一面由何应钦以“军政部长”名义，《命令》胡宗南：“指挥在‘宁、甘’地区的‘中央军’各部，向西安进逼。”一面以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向张学良“宣抚、绥靖”，要张学良“无条件释放蒋＊介＊石”。 于是，西安上空顿时笼罩了内战的阴云，一场大战一触即发了。 然因，胡宗南对何应钦的《军令》甚感消极，才使进军迟缓﹑大战延后。 而日本政府闻知“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被扣，‘南京政府’准备攻打西安”后，不由得幸灾乐祸了。 他们料想，“蒋＊介＊石不是被杀，也定会死于飞机轰炸之中”；蒋＊介＊石一死，中国就会如同一盘散沙，更易对付。 于是，“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奉《命》“加强警戒，一俟时局有变、伺机行动”。 十二月十二日晚间，宋美龄在上海初闻“西安事变”之际，也大吃了一惊；她想不到张学良竟会做出这种事来，但此时已容不得她细想“为什么”？她得赶紧设法营救蒋＊介＊石，一时却一筹莫展；忽然，她想到了“澳籍友人”端纳。 端纳是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斯峪的“记者”，他一生的事业在中国，曾赞助过中国的“辛亥革命”；后来，又成为“北洋政府”的“客卿”，曾为张作霖父子的“谋士”。如此，与张学良交往密切，也是蒋＊中＊正的好友；因此，宋美龄认为“请端纳出面斡旋，是最佳人选”。 于是，宋美龄将端纳请到寓所，要他赴西安一行。 对于蒋夫人的委托，端纳自然义不容辞；遂于当晚，即随同宋美龄前往南京。 十二月十三日晨八点，宋美龄《致电》张学良，告知：“端纳拟飞西安。” 同时，端纳亦《电》告张学良。 第二天，端纳与宋美龄的同学、时《任》“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一起前往西安；同时，捎带了宋美龄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信》中有“南京城内‘戏中有戏’”之语。 端纳的分析更是清楚：“何应钦等人，此刻打算利用‘西安事变’借题发挥，趁机派兵和飞机进攻西安。欲以解决‘西安事变’为借口炸死‘委员长’，为他们自己和日本夺取权力。” 看了宋美龄的《信》和端纳的分析后，蒋＊介＊石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遂于十五日，心情绝望地给宋美龄写了一封《信》，让黄仁霖转交。 然而，蒋＊介＊石的《信》被张学良扣留了；黄仁霖亦被留陕，不准回南京。 且说，“国人”与根据地的人们听说“蒋＊介＊石在西安被活捉”后，无不为张学良、杨虎城的这一壮举拍手称快。 是呀，自从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以来，已经有无数共产党员被屠杀；“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一味的“攘外必先安内”使国土沦丧、民族危亡，又有多少革命志士倒在了他的屠刀之下。所以，蒋＊介＊石早已是遭“国人”共愤与唾骂，可谓是“人人得而殊之”了；许多共产党员更欲“杀掉蒋＊介＊石”，以泄心头之愤、为牺牲的同志报仇。 然而，此时的中＊共＊中央倒是十分冷静；他们从“抗日救亡”的大局出发，清醒地认识到“不能‘杀蒋’”。 因为，一旦杀掉蒋＊介＊石，中国就将陷入更大的内战和混乱之中；那样，只会有利于日本侵华。现在，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当务之急是“抗日救亡”；为了抵抗日本的侵略，必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包括团结国民党在内的一切力量。何况，“国民党军队”现有几百万之众，是“抗日”中必不可少的力量；蒋＊介＊石是“国民党军”的“统帅”，是眼下无人可替代的人物。所以，中＊共＊中央不赞成“杀掉蒋＊介＊石”；认为，只要蒋＊介＊石能放弃“剿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就应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件”。 而此时，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闻知“中国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把他们的‘统帅’给扣押了”，唯恐“一旦蒋＊介＊石有所不测，中国就会再次陷入‘辛亥革命’后一盘散沙的状态，无人能领导抵抗日本”。 因为，在他认为“目前，蒋＊介＊石是唯一能够领导中国抗日”；而如果“中国无力抵抗日本，日本便可入侵并占领中国”，然后“以中国为后方，无所顾忌地北上进攻苏联”；若是真出现那种局面，却是苏联最不愿看到的；因为，当时苏联担心着希特勒的扩张野心，苏联没有能力、同时东西两面作战。 因而，为自身考虑，斯大林也“不赞成杀掉蒋＊介＊石”；于是，斯大林给中＊共＊中央《指示》：“考虑到蒋＊介＊石可能成为未来中国抗日力量的重要领导人，希望释放蒋＊介＊石。” 而此时，王明曾拟自莫斯科致《电》在陕北的中＊共＊中央，要求“枪毙蒋＊介＊石”；但是，被斯大林制止了。 这样，斯大林的《《指示》》与中＊共＊中央意见相符；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服从斯大林的《指示》”，并派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赴西安传达中＊共＊的意见、参与解决“西安事变”。 此时，“东北军”、“十七路军”将士对“是否释放蒋＊介＊石”各执一词﹑莫衷一是。 有人主张“继续扣押蒋＊介＊石”，以“令蒋＊介＊石在西安发号施令”；有人“同意释放蒋＊介＊石”，但坚持“蒋＊介＊石必须签字”；还有人则提出，让“蒋＊介＊石在西安对全国做广播讲话”。 而由于，蒋＊介＊石不肯与张学良谈判，张学良也就不能在无条件的情况下“释放蒋＊介＊石”；致使，于右任的“宣抚、绥靖”未成。 十二月十六日，“国民党中央”在“绥靖”未成的情况下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会上，戴季陶等一批“国民党元老”声泪俱下、大声疾呼，主张“武力声讨‘张、杨’”。 各界《函电》交驰，要求“对西安进行‘讨伐’”。 于是，“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决议》：“《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讨逆军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集结兵力，由东、西两面同时向西安进军。” 对于戴季陶等人的强硬态度，宋美龄极为不满，担心因此激化南京与西安的矛盾。 此时，宋美龄力主“和平解决”，她在“中央军校”发表《演说》时指责：“主张‘讨伐’者，别有用心。” 于是，戴季陶等人就转变了立场。 然而，何应钦却仍然没有转变，言：“彼一妇人耳，只知救丈夫而已。” 随即，何应钦《明令》“讨伐西安”；并下《令》“空军轰炸渭南、富平、三原和赤水车站。”不过，当飞机飞临西安上空时，却只投撒传单、低飞示威，始终未向西安扔下一枚炸弹。 十二月十六日下午，当张学良告知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在渭南、华县等地轰炸”的消息时，蒋＊介＊石这才感到自己的安全受到了威胁。 为使自己避免死于狂轰滥炸中，蒋＊介＊石遂赶紧写一道《手令》：“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本星期六之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之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 经张学良、杨虎城同意后，将《手令》交由蒋鼎文携回南京。 而此时，日本已于十二月十七日，增派“海军陆战队”到上海、汉口；日本国内的部份“舰队”、“航空队”和三个大队的“陆战队”，也奉《命》进入临战状态；虎视眈眈的“日本军队”正悬盼中国内战的爆发，得以此为籍口可以大规模的入侵、完成其统制中国的迷梦。 十七日当天，蒋鼎文到达南京，把蒋＊介＊石的《手令》交给主持军事行动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同时，送“京、沪”各《报》发表。 何应钦见到《手令》后，遂于十二月十八日改变了原定《计划》，表示“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停战三日”。 然而，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的僵局尚未打破；张学良与杨虎城也因此意见严重分歧，发生了激烈冲突。 十二月十七日，周＊恩＊来及时赶到，俩人还在争执；周＊恩＊来劝张学良“小加休息，容他们会议商讨商讨”。 然后，与俩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周＊恩＊来充分地“肯定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是爱国的正义举动”；同时，指出：“为了全民族的利益，我们共产党不记旧恶，主张‘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就应该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 周＊恩＊来对形势的精辟分析、至情至理的谈话，使张学良、杨虎城深为感动和佩服。经过几天的交心、勾通和协商，张学良、杨虎城终于接受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十二月二十日，张学良、杨虎城发表了《张、杨告东北军、十七路军将士书》。 《书》中阐明了“西安事变”是被迫而为，列举了“国民政府”长期只知“打内战、不抵抗”的实质，重申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同时，表明“东北军”、“十七路军”将士愿为“抗日救亡”而不辞一切艰险牺牲，去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之决心！ 蒋＊介＊石见《张、杨告东北军、十七路军将士书》发表后，知张学良、杨虎城不肯让步；且此时，三天的“停止轰炸”期限已到，双方仍剑拔弩张；于是，蒋＊介＊石几乎绝望了。 虽然，蒋＊介＊石嘴上硬得很，但实际上怕得要死；他知道“‘南京政府’一旦对西安发动军事进攻，固然能军事解决问题；但是，‘南京政府’的军事行动必将首先危及自己的生命，自己可能被南京的轰炸机炸死在西安。” 十二月二十日，蒋＊介＊石怀着万念俱灰的心情又提笔给夫人宋美龄、儿子******和蒋纬国与全国国民写了三份《遗嘱》。只是，长子******现在苏联音信不通，更使蒋＊介＊石倍感痛切。 此时，宋子文以私人身份来西安；蒋＊介＊石就将三份《遗嘱》交给宋子文，让他转交给宋美龄；但是，《遗嘱》也被张学良扣下了。 宋子文离开时，蒋＊介＊石叮嘱他“转告宋美龄‘不要来西安’”。可是，当宋子文转告宋美龄时，反而更促使宋美龄要“亲赴西安看望蒋＊介＊石”了。 十二月二十二日，宋美龄在宋子文、端纳的陪同下，义无反顾地飞赴西安看望蒋＊介＊石。 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 宋美龄一行到西安后，张学良、杨虎城在机场迎接。 宋美龄对张学良说：“汉卿，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检查了吧？” 张学良马上说：“夫人，岂敢！岂敢！” 宋美龄一到西安，就马不停蹄、忧心如焚地在张学良陪同下去见蒋＊介＊石。 蒋＊介＊石见到宋美龄，想不到她会来西安，感动得泪眼满眶，说：“你怎么来了？如入虎xue矣！” 宋美龄拿着一个梅干菜盒，见到了蒋＊介＊石后，语重心长地劝道：“宁抗日，勿死敌手！” 蒋＊介＊石这才改变了态度，同意“由宋美龄、宋子文代表自己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西安方面的张学良、杨虎城谈判”。 于是，十二月二十二日当天，宋美龄、宋子文即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举行了会谈，一场举国瞩目的“古城谈判”就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的直接参与下开始了。 谈判中，周＊恩＊来既坚持原则、又注重斗争的灵活性，对宋子文、宋美龄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而宋氏兄妹急于救蒋＊介＊石，也不敢节外生枝。 经过两天谈判，十二月二十四日，双方终于在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基础上达成了《六项协议》，即：“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它具体的救国办法。” 十二月二十四日晚上，周＊恩＊来和张学良、杨虎城会见了蒋＊介＊石。 蒋＊介＊石见到周＊恩＊来，低着头、显出一副窘态。 周＊恩＊来见到蒋＊介＊石仍以“校长”相称，对“六项主张”暂搁不提；却以拉家常似地将斯大林提供的有关蒋＊经＊国在苏联工作、生活情况一一加以转述，这使蒋＊介＊石严肃的表情开始转变、内心的防线也因此松懈了。 接着，******对蒋＊介＊石说：“我们是十年内战的对手，现在这里见面了；我不是来算旧账的，我是来同你商谈今后救国大计的。” 然后，周＊恩＊来向蒋＊介＊石说明了“中＊共＊的‘抗日救国’的主张”和西安方面的意图，痛斥“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敦促蒋＊介＊石执行已经达成的《六项协议》。 面对周＊恩＊来有理有据的言词，蒋＊介＊石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只得表示“双方谈的条件全可接受”，并要周＊恩＊来“前往南京继续谈判”。 至此，“和平谈判”初获胜利，“西安事变”有望和平解决了；周＊恩＊来通过努力，圆满地实现了中＊共＊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使中国避免了一场大内乱。 但是，当要求蒋＊介＊石在《六项协议》上签字时；蒋＊介＊石只愿意“以‘领袖人格’作保证”，却不肯在《协议》上签字。 于是，西安方面在“释放蒋＊介＊石”问题上就又出现了分歧。 由于，蒋＊介＊石不肯在《协议》上签字，“东北军”和“西北军”有的部下感到不满；他们对张学良说：“我们提着脑袋跟你干，怎么到最后连个签字都没有？” 张学良只好解释道：“既然要放他，仍捧为领袖；那么，即使逼他签了字，到时还会反悔；所以，能有一个‘君子协议’也就够了。” 张学良的解释显得那么勉强，杨虎城也竭力反对。 十二月二十四日夜，在“送蒋＊介＊石离陕”问题上，杨虎城与张学良发生了分歧。 杨虎城坚决反对“送蒋＊介＊石回南京”，他对张学良说：“你是受了蒋夫人、宋子文、端纳的情感诱惑，有反初衷、犯了温情主义；你是同‘蒋、宋’两家有私谊上的关系，可以和平了结。我杨某可是不愿就此了结，要干就干到底。” 张学良却说：“这样的国家大事，岂是私情问题；我们不顾一切的行动，是为要求‘蒋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今日，已确知抗日前程有望，我们何必蛮干下去？那样，必会使内战再起，那才是真的‘有反初衷’。我将只身护送‘蒋委员长’入京，上断头台我一人承当，决不牵连任何人。” 双方争执不下、言语十分激烈，几乎发生决裂。最后，是在周＊恩＊来的劝说下，杨虎城才同意了在“不签字”的情况下“释放蒋＊介＊石”。 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周＊恩＊来对蒋＊介＊石解释道：“共产党过去一年来为保存国力，曾试图避免打仗。我们并没有利用‘西安事变’，而且建议的措施也同数个月前提出来的一样。现在，我们要求‘委员长’的保证：一、停止‘剿共’；二、‘容共’‘抗日’；三、允许派遣代表前往南京向‘委员长’解释。” 对于周＊恩＊来提出的条件，蒋＊介＊石回应说：“共产党向北推进抵抗日本一直是他的希望，果如周所言，共产党愿意停止一切共产主义宣传活动，并服从他的领导，他将像对待自己‘子弟兵’一样看待。” 周＊恩＊来则回答：“‘红军’必受蒋先生指挥，而且拥护中央之统一，决不破坏。” 蒋＊介＊石明确表示：“同意不‘剿共’。”但是，要中＊共＊“受其指挥”。 周＊恩＊来则答应：“拥护蒋＊介＊石的领导。” 同时，周＊恩＊来还向蒋＊介＊石担保“蒋＊经＊国可以由苏联归来，经国是爱国分子，毫无疑问，也会希望父亲抵抗入侵中国的敌人”。 如此，蒋＊经＊国的归国难题终于呈现曙光了，这使蒋＊介＊石感动不已。 接着，蒋＊介＊石要周＊恩＊来亲自赴南京、针对相关问题作详细讨论；如此，蒋＊介＊石实际上答应了周＊恩＊来提出的要求，俩人对“‘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和“进行合作”达成了共识；从此，蒋＊介＊石的态度开始转变。 会谈顺利结束后，蒋＊介＊石一方认为“当天离开西安的障碍只是杨虎城”；于是，宋子文要周＊恩＊来对杨虎城进行劝说，让其同意蒋＊介＊石能“当天就走”。 周＊恩＊来承诺尽最大努力，事情马上有了改观；由于，杨虎城态度大为改变，蒋＊介＊石出城也就无阻碍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半，这次成功会谈后，蒋＊介＊石即被释放，与夫人宋美龄、宋子文、端纳及随同被扣的“军、政要员”一起乘飞机离开西安。 于是，张学良、杨虎城到机场送行。 到机场后，张学良认为：“‘兵谏’蒋＊介＊石的‘祸’是他闯的，他作为一军‘主帅’，有义务为手下兵士负责，不应该由于他一个人的举动而牵连全军官兵。”在他觉得“领袖就如一尊‘泥菩萨’，如今我已经把他扳倒了，我要亲自把他扶起来；如果，他有灵，我拿头给他叩。” 故而，事变结束后，张学良决定“亲自陪同蒋＊介＊石返南京”；到南京后“听凭蒋＊介＊石发落”，希望一切“西安事变”的后果责任，全由他个人承担。 而宋美龄倒也认为：“张学良能够亲自送蒋＊介＊石返还南京，如同‘负荆请罪’，更说明这个事件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陪送的杨虎城则以为“张学良已向周＊恩＊来说明了，并已得到了同意”，也就没有反对。 于是，张学良只身陪同蒋＊介＊石登机；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当日，飞抵洛阳；然后，返回南京。 其实，当时的周＊恩＊来并不知道张学良、杨虎城会如此快的就送蒋＊介＊石走，更想不到张学良会亲自送蒋＊介＊石去南京。 当周＊恩＊来从“东北军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的《报告》中得知“张学良送蒋＊介＊石去机场”了，他才担心“张学良会陪同蒋＊介＊石一起飞往南京”；若果真如此，现在亟需要、也只有自己亲往才能劝阻。 于是，周＊恩＊来拿起衣服边穿、边往外走，还催促孙铭九：“快走！快走！我们去飞机场。” 但是，待周＊恩＊来赶到飞机场时，蒋＊介＊石的飞机已经起飞了。 周＊恩＊来望着远去的飞机，遗憾地喟然长叹道：“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看多了，他现在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 杨虎城也这才知晓，“送蒋＊介＊石赴南京”是张学良自己的决定，根本没与周＊恩＊来商量；现在欲加阻止，为时已晚。 十二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宋美龄、张学良等一行抵返南京，“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 然而，蒋＊介＊石一回到南京，就让“国民党特务”把张学良监视起来。 同时，蒋＊介＊石指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陈布雷篡改事实；诬称：“‘西安事变’的发生是因‘反动派煽惑’和自己防范不周”所致，而其解决是“因‘张、杨’在自己的‘感召’下‘勇于改过’”。 从而，把“蒋＊介＊石在西安被迫接受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过程，篡改成“蒋＊介＊石在西安‘对‘张、杨’的训话’”。 然后，又于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要这位堪称“文胆”的陈布雷入住杭州新新旅馆，折腾了十余天、最终违心地炮制了《西安蒙难记》又称《西安半月记》；从而，按照蒋＊介＊石的口径，篡改了他在西安的耻辱表演；如此，蒋＊介＊石的脸上才算光鲜了许多。 十二月二十八日，针对蒋＊介＊石的谎言，毛＊泽＊东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加以驳斥；并公布了蒋＊介＊石在西安期间“答应实行的‘六项条件’”，指出“蒋＊介＊石是因接受‘六项条件’而恢复自由了”。 同时，特别指出：“蒋＊介＊石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言下之意，不辩自明。 而张学良抵达南京后即被蒋＊介＊石的“国民党特务”监视了，蒋＊介＊石的翻脸不认账、并要对张学良加以严惩，倒是急坏了宋美龄。 于是，宋美龄对蒋＊介＊石正色道：“你如果对汉卿痛下杀手，我立刻就离开，把你的那些事全都抖出去。” 由于，宋美龄的阻拦，蒋＊介＊石这才手下留情。 十二月二十九日，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达了《法丙字第17087号命令》，委派李烈钧为“军事法庭审判长”，对张学良进行审判。 结果，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罪，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 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下午，张学良又接到“国民政府”发布的《****令》：“经‘国府委员会’讨论，一致决议接受‘蒋委员长’请求，张学良准予****；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然而，却是“赦”而“不释”；从此，张学良一直被长期软禁。 张学良在民族垂亡时刻毅然发动“西安事变”，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促动了全民的“抗日战争”，是功不可抹；而他自己却因此遭致了终生囹圄，不愧为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