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8章汪精卫叛逃投日介＊石溶共反共
【史要】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日本第二次《近卫宣言》，国民党南岳会议；汪精卫叛逃投日，日本第 三次《近卫宣言》，“陶德曼调停”；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 却说，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召开。 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张闻天、项英、博古、康生、王稼祥、彭德怀、刘少奇、****、关向应、张浩、******、李富春、李维汉，及党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区的领导干部******、贺龙、彭真、曾山、吴玉章、张文彬、朱理治、黎玉、贾拓夫、林伯渠、冯文彬、林＊彪、罗瑞卿、滕代远、高岗、肖劲光、肖克、柯庆施、徐海东、程子华、谭政等五十六人。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并致《开幕词》，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论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报告，张闻天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朱德作了《关于华北战场》的报告，项英作了《关于新四军工作》的报告，****作了《关于青年工作》的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北方局工作》的报告，******作了《关于地方工作》的报告，各地区负责同志分别作了地方工作报告。 全会对“争取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党在抗日阶段的工作重点和军事战略方针问题”、“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 在大家讨论的基础上，毛＊泽＊东代表中央作了《总结报告》，并就《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与《战争和战略问题》两部分作了重点论述。 十一月六日，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重要文件。 会议强调了“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要发挥模范作用”，指出“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只有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会议制定的“关于党规、党纪”的一系列文件，分别规定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部工作的任务、职责范围和纪律”。 会议重申了“党的**********”，重申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 同时，针对王明在长江局工作期间“对抗中央、破坏党纪”的错误行为，作了局部的批评 但是，王明在会上没有检讨和承认错误，并继续坚持他的错误观点。 且由于，王明只会纸上谈兵、夸夸其谈，显然极其缺乏善于驾驭国际、国内全局的非凡能力和高超艺术；而革命毕竟不是请客吃饭，需要对瞬息万变复杂形势的准确判断和及时把握，需要有非常丰富的政治、军事斗争的实践经验。 特别是，在“西安事变”发生时，王明获悉“蒋＊介＊石被拘禁”的消息后非常激动，曾叫喊着要给国内发《电报》“让国人公审并杀掉蒋＊介＊石”。 王明的这一态度立刻被知情者汇报给了斯大林，斯大林听到后非常震怒。 于是，十二月十四日深夜十二点，斯大林给季米特洛夫打电话，质问：“你的那个王明是个什么人？挑事的jian细？他居然要发电报，想毙了蒋＊介＊石！？” 自此，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都“‘不看好’王明”了。 所以，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时，就传达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季米特洛夫的这一《指示》，表明了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决定“抛弃王明”。 于是，为了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也为了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由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董必武任副书记、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 因“长江局”被撤消，王明的书记职务也就被免去；王明在延安改任中＊共＊中央******部长、中国女子大学校长、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中央委员等职。从此，结束了王明对华中地区的领导。 且说，身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因对毛＊泽＊东的才能十分敬佩，几次要让位给毛＊泽＊东。 还在一九三五年四月红军长征渡过北盘江后，要派一位中央负责人到白区工作；张闻天就主动要求离职前去，以便“让位”于毛＊泽＊东。然因，毛＊泽＊东等人不同意﹑而改派了****，此事不成。 同年夏天，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闻天又主动提出“将自己的职务让出”，被毛＊泽＊东劝止。 这次，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共产国际已经确认了“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但是，职务并未明确。 于是，张闻天又在会议期间诚恳地提出：“应推举******为党中央总书记。” 但是，******却对张闻天说：“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党中央总书记继续由你担任吧。”因此，张闻天继续担任总书记之职。 但会后，张闻天还是主动“让贤”；虽然，还挂着“总书记”的衔，却将工作逐步转交给******；同时，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地点，也由他原来的窑洞中移到了杨家岭******的住处。 “让贤”之后的张闻天，则主要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工作；脱离****中央负责岗位后，张闻天自感缺少实际经验；于是，去到农村基层搞调查研究，写出了《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杨家沟地主调查》、《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等《调查报告》。 张闻天主动“让贤”的高风亮节之举，在****党内一时传为佳话。 而林＊彪在平型关大捷以后的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在路经阎锡山的第十九军防区时；由于，身着缴获的日军大衣、骑着东洋战马；哨兵误认为是日军，而被射伤了脊神经。 是年底，林＊彪被送往苏联治疗；期间，林＊彪向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汇报了中国革命的情况和国共关系，协调了中＊共＊中央军事小组与共产国际关系。 且说，武汉会战时，国民政府各军事机关相继向湖南南岳等地迁移，并于武汉弃守前已迁移竣事。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决定将驻南岳各军事机关迁往重庆。 十二月八日，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蒋＊介＊石率军事委员会大本营由桂林飞抵重庆；从而，结束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次政府首脑机关和国家都城自东向西的大迁徙。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代表团也迁抵重庆。 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在重庆嘉陵江西岸的沙坪坝区化龙桥红岩嘴十三号一幢深灰色三层大楼内相继成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兼“新四军驻重庆办事处”；对处只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由周＊恩＊来负责，成员有博古、叶剑英、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等人。 如此，战前不同政见、不同治国主张的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及其主要领导人都纷纷聚集重庆；先前来往、散居于全国各地的大批俊士豪杰和社会名流，也如百川归海似地荟萃重庆了。 多种力量、因素的综合，共同推动着重庆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使这座古老的内陆城市一跃而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成为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各党各派参加其中的中国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活动舞台。 重庆即由一座古老的军事城堡一跃而发展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外交活动与统治中心，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战区的指挥中枢，在整个国家的政治事务中发挥中枢和灵魂的重要作用。 且说，武汉沦陷后，日军暂停了对中国军队的进攻；并于十一月三日，又以近卫文麿首相出面发表了第二次《近卫宣言》。 日本政府希图通过第二次《近卫宣言》，把对国民党政府以“打击为主”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 同时，《近卫宣言》提出了“希望与中国政府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并宣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接着，制定了《昭和十三年秋季以后指导战争的一般方针》、《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昭和十三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办法》等文件，提出：“中国事变的处理，要尽量采取各种办法，因势利导，努力使之早日解决。” 但是，解决事变的条件和办法同过去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仍以所谓“善邻友好、防共、共同防卫和经济合作”为原则；同时，要求国民党政府“更换人事组织”，坚持把“蒋＊介＊石下野”作为“承认国民党政府”并“议和”的先决条件。 日军要以“蒋＊介＊石下野”作为交换条件，这使蒋＊介＊石十分恼怒。 于是，十一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在湖南南岳衡山召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第三战区和第九战区的司令长官、军团长、军长、师长等一百余人出席了会议，****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也应邀参加。 会议由蒋＊介＊石主持，着重从军事角度“检讨了过去抗战的得失，判断了当前战争的形势，确定了以后‘二期抗战’的军事战略方针”，并据此调整了部署。 会上，蒋＊介＊石提出了划分抗战阶段的设想，说：“此次抗战，依照预定的战略、政略来划分，可分为两个时期，从‘七·七事变’到日军占领武汉为止，是抗战的第一时期；此后，属于抗战的第二时期，即‘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 于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了《第二期抗战的战略方针》，是：“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战；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调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 这个《方针》注意了“游击战争”的作用，决定“派遣部分力量，争夺敌后控制权”。 虽然，对于正面战场的主力部队仍要求发动有限攻势；但是，已侧重于整训部队、恢复和培养战斗力，亦即“保存实力”了。 同时，按照战争形势的变化及新战略方针的要求，“南岳军事会议”决定重新划分战区、调整部署。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改由卫立煌，辖区为豫境及安徽之一部。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仍由阎锡山，辖区为山西及陕西之一部。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仍由顾祝同，辖区为苏南、皖南和浙闽两省。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改由张发奎，辖区为两广地区。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仍由李宗仁，辖区为皖西、鄂北、豫南方面。 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改由朱绍良，辖区为甘宁青及绥远方面。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仍由陈诚，辖区为赣省一部、鄂南和湖南全省。 另外，增设了第十战区，司令长官由蒋鼎文担任，作战区域以陕西为主；同时，在日占区敌后新设了鲁苏和冀察战区。 日军见第二次《近卫声明》不起作用，国民政府没予理睬；遂于十二月二日，日本大本营对华中方面军下《令》开始向重庆实施“由空中入侵，对敌军战略中枢加以攻击；同时，进行空中歼灭战”。 日军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目的是企图“通过空袭，震撼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从而，打击中国政府的抗战意志。 于是，几十架日机飞临重庆上空；顿时，警报声四起，重庆这座战时首都乱成一团，百姓纷纷四处躲藏。 不过，此时苏联的航空志愿队已于一九三八年十月进驻重庆，开始反击日机的轰炸。 苏联航空志愿队出动二十多架伊－15、伊－16战斗机，对抗八十多架日本战斗机和轰炸机；并击落日机数十架，有效地保护了重庆的空域免受日机sao扰。 正在日机开始对重庆轰炸之时，却爆出了一条惊人的消息；说是，时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汪精卫，突然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离开重庆叛逃了。 其实，汪精卫欲叛逃由来已久。 早在“七·七事变”后、特别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里面就分成了“主战”与“主和”两派势力。 当时，蒋＊介＊石主张武力抗战，汪精卫是倾向“和谈”的，社会上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倾向“和谈”。 全面抗战以后，为躲避日机空袭，顾祝同、朱绍良、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胡适、陈布雷、陈立夫、张君励等人经常到周佛海建在南京西流湾八号一幢花园洋房内的地下室。 在地下室里，他们常常讨论时局，都对中日战争的前景持“战必大败”的悲观情绪。 于是，胡适为在这里形成的这个非正式组织起了个名字“低调俱乐部”，以表示对当时盛行的被他们称之为“歇斯底里”的“抗日”热情所不满。 “低调俱乐部”里面的成员多半都是一些“主和”的学者，汪精卫虽不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所以，无形中形成了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和平运动”。 “低调俱乐部”成员、国民党国防参议员胡适就曾向蒋＊介＊石进言：“中国和日本打仗，军事力量还没有成熟，是不是可以通过外交途径与日本人和谈？” 汪精卫则说：“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匾乏，在战祸中喘息著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 此时，在国民政府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和谈也是一种途径”。 期间，汪精卫也多次劝说******：“要保卫我们的领土，固然不能向日本人示弱；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另辟一个途径；因为，打仗的结果还是要和谈。所以，‘和’是战争的另一种手段。” 可是，蒋＊介＊石未采纳汪精卫的意见。 汪精卫见自己的主张既然不能在体制之内被采纳，他就很想“离开中央政府”到体制之外去争取。 但由于，汪精卫身为国民党副总裁，要离开国民党和中央政府去“体制外”运作谈何容易？于是，他为此作了一系列的准备。 在汪精卫叛逃以前，“主和”派人物、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已在香港跟日本人有相当多的接触。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武汉陷落后，高宗武与时任国民党中央法制专门委员会委员梅思平到上海，与时任日军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影佐祯昭、时任日本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两人，在上海虹口东体育会路七号的“重光堂”秘密签署了《日华协议记录》及《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等文件，史称《重光堂协议》。 同时，还制订了有关“汪精卫出走”及“近卫文麿首相发表《宣言》”等日程安排的详细计划；因为，高宗武的代号是“渡边”，故又叫“渡边计划”。 按照“渡边计划”：十二月底，汪精卫离开重庆脱离******，经昆明到达越南河内；汪精卫一到河内，日本的首相近卫文麿就发表一个《声明》；然后，汪精卫再发表一个东西，来呼应近卫文麿的《声明》。 因为，担心成群结伙出走目标太大容易引起警觉；所以，决定十二月五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副主任”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周佛海以“视察宣传工作”为名，先行去昆明；同时，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陶希圣也以“讲学”为名尾随而去。然后，汪精卫以“去成都、昆明作‘抗战演讲’”为名，于十二月八日从重庆动身，在昆明与周佛海等人会合；然后，转飞河内去香港。 如此周密的“渡边计划”，可谓是天衣无缝。 于是，十二月五日，周佛海先行飞抵昆明，准备依“渡边计划”而行。 谁知，十二月八日，蒋＊介＊石突然自桂林飞抵重庆；汪精卫不禁吓了一跳，以为是“出逃”的《计划》败露了。但几天下来，未见蒋＊介＊石有甚动静；说明事情并未败露，汪精卫才算松了口气；可是，自从蒋＊介＊石到重庆后，汪精卫就没了脱身的机会；再不出走，原定的“渡边计划”就要泡汤了，可把汪精卫急的。 十二月十八日，蒋＊介＊石要到“行营”作《演讲》，让汪精卫“不必陪同。” 汪精卫觉得机会难得，决定孤注一掷；就在这一天，汪精卫终于离开重庆、去往昆明。第二天，再从昆明抵达河内。 随同汪精卫一起叛逃的还有其夫人陈璧君，以及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和汪精卫的几个亲戚。 十二月二十一日，汪精卫到了河内，暂居河内郊区避暑胜地三桃山。 第二天，日本政府即按事先约定，发表了第三次《近卫声明》。 汪精卫的离渝叛逃和第三次《近卫声明》的发表，令蒋＊介＊石深感不安和尴尬，只好派出与汪精卫有渊源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谷正鼎赴河内好言劝说汪清卫回重庆。 尔后，蒋＊介＊石就去了结另一件心事了。 虽然，抗战以来，国共联手了；但是，共产党坚持军事自主。如此，名义上自己是抗战统帅，实际上中＊共的军队仍然不归服于他；如此下去，到头来势必会让共产党养肥了，如何是好？ 蒋＊介＊石的心中始终有着这么一个结，使他食无甘味、卧不安寝。 看来，得早想一个能惩治共产党的办法；否则，悔之晚矣。只是，国、共联手抗日才不久，******还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重又公开“反共”；否则，破坏了“抗战统一战线”必又会遭致世人唾骂和鞭挞。所以，国民党若再要“反共”，表面上还不可撕破脸，得“幽”着点。不过，蒋＊介＊石觉得，无论如何总得向党内同仁提个醒，别让“抗战”麻痹了“反共”的神经。 于是，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趁着日军的陆路攻势稍缓之机，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在重庆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了。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主要研究了“二期抗战”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党务等问题，而“如何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是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 会上，蒋＊介＊石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和《整理党务之要点》的演讲。 尔后，会议直接针对中＊共＊关于“建立两党合作的共同组织形式”的建议，公开《声明》：“吾人绝不愿见领导革命之本党发生二种党籍之事实，更不忍中国实行三民主义完成革命建国一贯之志业，因信仰不笃与意志不坚，致生顿挫。” 会上，有人大造“反共”舆论，无端指责“异党假借‘抗战’之名，阴分壁垒；分化统一，破坏团结，谋夺政权，已造成党国莫大隐忧”。 蒋＊介＊石也在会上说：“****不应像十五、六年那样，而应该采取不打它、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要‘溶共’而不是‘容共’；共产党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 为此，会议秘密通过一个《整理党务》的决议；规定国民党要把“防共、反共”作为今后的中心任务，加紧发展组织，努力扩张势力，以与共产党相对抗。 同时，会议决定设立一个名为“防共委员会”的专门机构；由蒋＊介＊石任委员长，委员则由委员长及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常委、国民政府五院正副院长提出的人员担任。 委员长有极大的权力，党、政、军一切事务均可不遵平时程序、而以《命令》作“便宜”之措施；还决定“要彻底清查与整理户籍、保甲，健全‘保甲制度’”，规定“要以保甲为单位，强制民众推行‘国民抗敌公约’，宣誓‘服从最高领袖蒋委员长之领导，尽心尽力，报效国家’”等。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陆续制定并秘密下发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处理异党实 施方案》、《防止异党兵运方案》、《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方案》、《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全面布置了“政治防共”、“军事限共”的具体措施和办法。 从此，国民党的内外政策明显逆转；其“限制、削弱以至取消共产党”的企图愈益强烈，逐渐加紧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活动。 所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国民党开始复又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了。 而至于抗战，要不是小日本太过蛮横，蒋＊介＊石真不愿与之为敌；可是，现在却不得不扛起“抗战”的大旗了；何况，国人已把自己尊为“统一战线”的“领袖与统帅”，自己也就不得不“领导国人抗战到底”了；否则，如何坐得了这第一把交椅？ 正是为了这把交椅，蒋＊介＊石既要抗日、又要“反共”，真是难为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