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宪宗驾崩
打败象旄并非意味着大雍危机的结束,而是危机的开始,因为大雍皇帝没有给士兵发赏钱是的底下不少的士兵存在怨言,而大雍的最高领导着宪宗皇帝却也逐渐走完了他短暂的帝王生涯,因为宪宗皇帝全部的经历已经完全被平叛以及对付象旄的过程中而逐渐耗尽了,自从他登基当上皇帝以来他就过上了一种吃的少睡得少做得多的日子。而且就在打败完象旄不久宪宗皇帝亲自前往蜀地安抚百姓和士兵,既然没有多余的赏钱那么只能是自己亲自前往安慰士兵,士兵们看到皇帝前来却是两手空空,他们可不会体会现在朝廷的难处,但是看到皇帝亲自做解释工作,也就不好说什么了。可是这一次出行让宪宗皇帝得了风寒,而且逐渐严重,他又不得不带兵参与与大燕在象旄领土上势力范围的划定,因此也加剧了他的病情,终于让他的身体油尽灯枯,他不得不招来自己的儿子太子郑侹来嘱咐后事。 把儿子招到身边后,就对那个与他同样具有一番抱负的儿子说:“现在的大雍是危急存亡之秋,你记住你一定要保住祖宗留下来的位置,以现在的实力,你千万不要随便开战端,对于那些藩镇,你一定要慎之又慎,遇到事情多与朝廷之中的忠诚商量,千万不要一意孤行,对于北方靺鞨,一定要保持友好,我知道你有大志,但是现在的大雍已经经不起折腾了,你一定要静待时机,等到那些藩镇自乱,你才能乘机有所动作。你记住,千万不要随意用兵,千万不要!”说着就攥住儿子的手,看着自己的儿子,眼中充满了对儿子的忧虑。 太子郑侹听见父皇的话,就对他说:“儿臣明白了。” 听着儿子的话,宪宗皇帝缓缓地闭上了自己的眼睛,但是手还是死死攥住自己儿子的手,一点也没有放松。这样宪宗皇帝走完自己的一生,而郑侹也继承了皇位,改明年(大燕天道三年)为会德元年。郑侹即位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携带书信和诏书给燕国和四方藩镇,告诉他们大雍宪宗皇帝驾崩的消息以及自己即位的消息,让各地藩镇前来觐见自己,派往大燕的使者就是他的翰林学士韦正纪。他来到大燕之后,首先递交国书,而郝连勋一看国书,冷笑一声,只见国书开头写着“大雍皇帝侄侹致书大燕可汗叔勋阙下”虽然对郝连勋自称为侄儿,但是却称呼郝连勋为大燕的可汗而不是大燕的皇帝,根本是把大燕看成是夷狄。但是郝连勋不动声色,对韦正纪说我皇兄病逝,我理当派人吊唁,但是我的侄儿只称呼我为可汗而不是皇帝,可见不认我这个皇叔,我与你们的先帝早已经约为兄弟,现在我这个侄儿不认我,看来是一个不孝子,我想要派兵帮皇兄除去这个不孝子,再立一个孝顺的侄儿继承皇兄的事业可以吗。 韦正纪听到,起身对郝连勋说:“当年两国签订合议后罢兵,并没有规定北朝可以干涉我朝事务,现在如果北朝想要侵略我南朝,那么我们也只有全力抵抗,北朝自然有侵略之兵,我南朝也有抵挡之法,如果北朝皇帝不信,就派兵前来,在战场上决一胜负。至于国书上的话可能是我们皇帝一时疏忽,采取的是当年我朝给北胡的国书抬头,有所怠慢之处我想北朝皇帝宽仁大度,一定会原谅你侄儿的错失的。” 郝连勋听到韦正纪的话,也知道自己还没有这个实力,也就就坡下驴说自己自然不会责怪侄儿,只是害怕这个侄儿无法完成我皇兄的事业,然后表示皇兄去世,他要派人前去吊唁,于是就派出以自己一方的翰林学士也是北方的大儒士张寿甫为首使团出使大雍来表示大燕对宪宗皇帝的哀悼。 使团来到大雍之后,首先是吊唁宪宗皇帝,随后就是觐见大雍现任皇帝郑侹。郑侹见到张寿甫,就问:“张大人世居河北,是响当当的北方大儒,为何不来侍华夏。” 张寿甫听到这个问题,回答说:“我听说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华夏则华夏之。我朝皇帝倾心汉学,孜孜不倦,我辅佐他就是辅佐华夏,再说大燕君主称号皇帝,延用汉法治国,四方来朝,这才是华夏之主也。在下认为华夷不在血缘,只在文化,华夏应有华夏该有的宽宏大度。。” 郑侹一听就知道张寿甫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人,但是他却说靺鞨的郝连勋是华夏之主,让他心里太不是滋味,一股怒火只能把他压下去。而张寿甫却接着说:“大雍先帝曾经与我朝皇帝签订合约,与我朝皇帝相约为兄弟之国,就是承认了我朝皇帝的帝号,而皇上给我朝皇帝的国书称我朝皇帝为可汗,陛下自称华夏,可知华夏为礼仪之邦,陛下怎么能对自己的叔父如此无礼,而且陛下也违反了自己父皇之意。” 郑侹知道张寿甫这是搬出孝道和礼仪来说自己,也不好反驳,就说这是他自己的失误,然后就让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杜群懿设宴款待使团一行。由于处于国丧大礼时期,宴会比较简单,在整个宴会的过程中,张寿甫一直正襟危坐,言语也没有一点轻佻之语,显示出大国使臣应有的模样,让一旁的大雍大臣也是刮目相看。随后几天张寿甫参加了所有的国丧大礼,在整个大礼中,张寿甫也表现的十分庄重,而且他还亲自为宪宗皇帝写了一篇悼文,当众朗读,所有听到的人无不悲痛,连郑侹听到了也是泪如雨下。 丧礼结束后,大雍君臣为大燕使臣践行,这宴会气氛就比大燕使臣来的时候就缓和多了,虽然宴会形式仍然十分的简单,因为毕竟刚刚国丧结束,但是在宴会中双方的交流却显得更加亲切自在。张寿甫回到大燕后,郝连勋问他大雍的虚实,张寿甫回答:“大雍皇帝太过高傲,看来不是一个谦虚谨慎的君主,而且国丧大礼,四方藩镇来参加的不过两三人而已,而且我经过他们的乡间,发现大雍的百姓面有菜色,恐怕是负担过重啊,我看他的国祚长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