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6章失热河少帅下野 同敌忾长城抗战
【史要】热河沦陷，张学良“下野”；《国联调查报告书》，日本退出“国联”，溥仪改国号“康德”； “长城抗战”，《塘沽停战协定》，“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却说，一月三日山海关失陷后，“日军”很快转向进攻热河、察哈尔省，企图“先攻占热河、古北口以东的长城一线，再伺机进占冀东”。 此时，身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张学良再也按捺不住了；小日本的出尔反尔、得寸进尺，使他觉得“不能再退让了、得奋起抵抗”。 于是，张学良先后调集十五个军、二十五个师的二十余万原“西北军”和“东北军”编成九个“军团”，部署于热河与长城沿线各关隘上，以“保卫热河”、阻止“日军”进关。 张学良自《任》“总指挥”，坐镇北平；，以于学忠为“第一军团总指挥”，确保津、塘；以商震为“第二军团总指挥”，确保滦东；以宋哲元为“第三军团总指挥”，确保冀北；以万福麟为“第四军团总指挥”、汤玉麟为“第五军团总指挥”、孙殿英为“第六军团总指挥”，确保热河；傅作义为“第七军团总指挥”，确保察东。 同时，张学良还以“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救会”的名义，收编了退入热河的“东三省抗日义勇军”五万余人，编成一个“军团”，《命名》为“挺进军”。 张作相《任》“挺进军军团长”；下辖七个军，《任命》彭振国为“挺进军第一军军长”、李纯华为“挺进军第二军军长”、唐聚五为“挺进军第三军军长”、冯占海为“挺进军第四军军长”、邓文为“挺进军第五军军长”、李海青为“挺进军第六军军长”、冯庸为“挺进军第七军军长”，驻于热河参与“抗战”。 二月十八日，张学良要求大家“誓守热河，雪‘九·一八’之耻”。 同日，由张学良领衔，二十七名“西北军”和“东北军”将领宋哲元、冯治安、刘汝明、商震、庞炳勋等发出《通电》：“时至今日，我实忍无可忍，惟有武力自卫，舍身奋斗，以为救亡图存之计。” 二月二十日，“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指挥“关东军第六师团”、“第七师团”、“第八师团”、“第十二旅团”及“伪军”张海鹏部共十多万人，分三路进犯热河。 “北路”由通辽攻打开鲁、赤峰，“中路”由义县攻打北票、朝阳，“南路”由绥中攻打凌南、凌源。 于是，两军在热河开战。 此时，于学忠的“第一军团”、商震的“第二军团”、宋哲元的“第三军团”、傅作义的“第七军团”几十万主力部队，居然都留在“平、津、察、绥”一带作为“预备队”，留驻热河的仅是万福麟的“第四军团”、汤玉麟的“第五军团”、孙殿英的“第六军团”和张作相的被《命名》为“挺进军”的新编七个军。 而且，张作相的“挺进军”都被置于第一线，正面迎战“日军”。 虽然，“挺进军”各部都是从东北撤入关内的，对于“日军”侵占“东三省”有着深仇大恨，都想“打回老家去”；但因，“挺进军”各部毕竟不是“正规军”，战斗力较差、武器装备简陋，且又各自为战、协调不够；所以，两军交战，“挺进军”各部连连败退。 二月二十一日，失了南岭；二月二十二日，又丢掉北票；二月二四日，再失开鲁；二月二十五日，又失朝阳；到了二月二十六日，更是连失下洼。 如此，短短几天时间，一连串的城池失陷、军心为之大撼。 二月二十七日，“日军”向驻守绥中的万福鳞部发起进攻。 万福鳞的部将杨政治率“第一○八师”、周福成率“第一二九师”，利用有利地形进行抵抗，才顶住了“日军”的进攻。 但是，“日军”攻势甚猛，战至三月二日，终于不支而溃退。于是，“日军”绥中，向凌源进攻。 驻守凌源的是“第一三○师师长”于兆麟，他恐“腹背受敌”，赶紧将所部撤离、扼守喜峰口；于是，凌源又为“日军”所轻取。 三月一日，“日军”攻打热河重镇赤峰。 驻守赤峰的是孙殿英的“第六军团”，这位孙将军连皇帝的祖坟都敢扒，倒是不怕小日本。但是，孙殿英部装备太差劲，实在不是“日军”的对手；死守了二天，所部伤亡惨重；结果，还是丢了赤峰。 而驻守承德的“国民党热河省政府主席”兼“第五军团总指挥”汤玉麟，更是胆小如鼠之人。 三月四日，未待“日军”来攻，汤玉麟向张作相谎称“去前线督战”，却带了搜刮来的大量金银财宝、弃城而逃，一溜烟的逃到了天津租界里面。 于是，“日军”只用了一百二十八名“骑兵”和四辆装甲车，就如入无人之境地轻取了热河省的首府承德。 没有一兵一卒的张作相在承德司令部里无法可施，泪流满面地感觉无颜面对“国人”，并一度准备开枪自杀，后在警卫部队的保护下、才退到长城一线。 接着，“日军”又趁势攻占了热河北部的赤峰、围场、全宁等地；于是，热河省全境沦陷。 本来，“国民政府”曾吹嘘：“热河为北方屏障，且多天险，政府已有准备，至少可守三个月。” 岂料，不出半月，八万“东北军”仓惶败走，十九万平方公里河山丢失殆尽，热河全省沦陷，真是令人始料不及。 为此，举国一致谴责“南京国民政府”和“东北军”的无能。 而“热河守军”都是张学良的“嫡系”，“国人”更是同声指责张学良，并要求“惩办汤玉麟”。“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高一涵、邵鸿基等七名“委员”随即联名弹劾张学良和汤玉麟，要求“追究俩人责任”。 中国出席“国联”会议的“代表”颜惠庆、顾维钧觉得“热河失陷、太过于丢脸，自己无法在‘列强’面前抬起头来”，愤然向“南京国民政府”递交了《辞呈》。 三月七日，张学良迫于舆论压力和“监察院”对他的弹劾，遂《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引咎辞职”。 他在《致电》中说：“热河之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固有种种原因，酿成恶果，要皆学良一人诚信未孚，指挥不当，以致上负政府督责之殷，下无以对国民付托之重，戾愆丛集，百喙奚辞。应恳迅赐明令，准免本兼各职，以示惩儆。” 此时，蒋＊介＊石＊同样受着“国人”谴责；考虑到“俩人恰如同乘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眼下风急浪高形势险峻，不如先去一人，以免覆舟、同遭厄运”。 于是，权衡再三后准其“辞职”，以“考察”名义、出洋游历。 三月十号，张学良《宣布》“下野”；然后，在“澳大利亚顾问”瑞纳的陪同下前往欧洲。原“东北军”则改编为四个军，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分别《任》“军长”，归“北平军分会”指挥。 三月十二日，何应钦取代张学良代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热河沦陷引起的一片谴责声，遂以张学良的引咎辞职而逐渐消弭。 同时，“国民政府”撤销了于兆麟“第一三○师师长”之职，并明令《通缉》汤玉麟“予以严惩”。 然而，此时的汤玉麟已率部逃到滦平，投奔“第三军团总指挥”宋哲元。 宋哲元念在旧交上、将其收容，并《委任》为“第二十九军总参议”之职；于是，对其的明令《通缉》也就不了了之。 且说，“李顿调查团”回到欧洲后，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出具了《国联调查报告》，并在“‘国联’总部”所在地日内瓦和东京、南京同时发表，提出了一个“国际共管‘满洲国’”的《方案》。 对此，日本难以接受，且进一步制造了“榆州事件”。 于是，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国联’大会”以四十二票赞成、一票弃权、日本一票反对的绝对优势，通过了由九国代表拟定的《最终报告书》；采纳了《李顿报告书》的主要观点，《宣布》“东北主权属于中国”，不承认“满洲国”和所谓的“东北自治”。 这份迟到的“国联”《最终报告书》终于给了中国一个“公允”，日本的侵略行径暴露无遗了。 而在这时，沈阳城内却发生了一出闹剧。 原来，一年前伪“满洲国”建立时，溥仪因不能称“帝”心中不快；同时，他曾扬言：“一年后再不称‘帝’，他就不干。” 而今，眼见一年期到；溥仪仍没能穿龙袍，却来了份“国联”《最终报告书》；看来，恢复“帝”制没了希望。于是，溥仪干脆来了个恶作剧，“临时执政”在“新京”突然“失踪”了。 于是，“关东军”在全城戒严、进行大搜找，但数日仍无结果。 溥仪的“失踪”，令“满清”的那些“遗老”们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特别是留守“新京清宫”内的瑞王爷等“旧臣”们。 于是，瑞王爷把几位“旧臣”招集到一起，商议道：“国不可一日无君，溥仪失踪，说不定已被小日本害了，我们必须另立新君。” 此议，得到大家一致赞成。 但因，溥仪没有子嗣，他弟弟溥杰留洋海外也无子嗣；皇族中再难选出适合人选，“新君”立谁却成了难题。最后，决定“立瑞王爷的义子爱新觉罗·宏侠为‘新君’”。 宏侠时年五岁，当时正寄养在贵洲黄平县的一位朋友家。既然已册立为“新君”，便《命》“贵州守军团长”张连贵“火速护驾来新京”。 张连贵果然不辱使命，终于在限定的时间内将宏侠安全送达新京。 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五岁的爱新觉罗·宏侠在众旧臣们的簇拥下，坐上了皇帝宝座，接受百官朝贺，完成了登基大典；同时，改年号“康德”。 宏侠皇帝登基后，依照祖制拜相封候。他的义父瑞亲王封为“总理大臣”，母亲陈惠兰封为“孝忠皇太后”，护驾有功的张连贵封为“黔南王”。 此间，宏侠皇帝还发布了一份为人称道的《诏书》：“把倭寇赶出中华，收回国土，兴我中华，护我国民。” 不过，宏侠皇帝的这份《诏书》连清宫也出不了，也就兴不起大的波澜。 然而，“失踪”的溥仪根本不知道宫殿中的这场闹剧；不久，随着溥仪的回宫，这场闹剧也就很快结束了。不过，经此一折腾，“满洲国”国号被假戏真做地改为“康德”，溥仪也从此成了“康德皇帝”。 由于，“国联”不承认日本一手扶植的“满洲国”，日本对于溥仪改称“康德皇帝”倒是默认了；不过，日本只允许他在祭天的时候穿一次清朝袍褂，余皆不许。 溥仪见终于能如愿以偿地当“皇帝”了，也就满口答应。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日，溥仪还以伪“满洲国”皇帝的身份专程赴日本觐见了日本天皇；从此，甘心宁愿当他的“儿皇帝”了。 而爱新觉罗·宏侠坐了几天皇位后，又成了一阶庶民；两年后，难在沈阳安身的他、便被送回了南京。此是后话，顺提不赘笔。 日本默认了溥仪的“康德皇帝”后，更是一意孤行地进一步侵吞了热河。 三月二十七日，日本政府干脆发表《声明》，通告《宣布》：“退出国联”。如此，“国民政府”寄希望于“国联”的“斡旋”努力顿时破灭了。 “日军”退出“国联”后，即向长城的喜峰口、罗文峪口、古北口、冷口等关隘进攻，迫使“中国军队”奋起抗击；于是，“长城抗战”打响了。 还在三月九日，“日军”铃木美通的“步兵第四旅团”、服部兵次郎的“混成第十四旅团”向河北遵化的长城喜峰口进攻。 退守喜峰口的“东北军”万福麟部，一经与敌接触即溃；当天，“日军”即占领了喜峰口。 这时，调防喜峰口的“第三军团总指挥”宋哲元誓言“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然而，其先头部队冯治安的“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赶到时，喜峰口已失。 冯治安趁敌不备夜袭敌营，“第一〇九旅旅长”赵登禹利用“大刀队”扬长避短、近身搏杀、大显神威；“日军”被杀了个猝不及防，喜峰口被重新夺回。 第二天，“日军”回过神来、再次组织进攻，均遭到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各师坚决抗击；“大刀队”在战斗中所向披靡，取得了“喜峰口大捷”。 喜峰口一仗，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歼敌千余、伤敌近万、虏获敌辎重无数，大获全胜。 日本《朝日新闻》也不得不承认：“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 “喜峰口大捷”挫伤了“日军”的傲气、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中国军人”出了气。 三月十六日，“日军”攻打喜峰口未得逞，遂转向遵化以北的罗文峪；但是，又遭“第二十九军暂编第二师”刘汝明部浴血抵抗。 翌日晚，刘汝明部从两翼夹击重创“日军”；两天后，“日军”终于攻破罗文峪；如此，“喜峰口守军”腹背受敌了不得不撤离。 “日军”夺取罗文峪后，顺势攻取了遵化、蓟县，遂向三河进军。 此时，蒋＊介＊石＊调派的徐庭瑶的“第十七军”也到了北平；于是，与王以哲的“第六十七军”组编为“第八军团”，由“国民党中央陆军大学校长”杨杰《任》“总指挥”。 “第八军团”组成后，即赶赴古北口“抗战”。 古北口长城要塞，是辽东平原和内蒙古通往中原地区的咽喉，为北平、天津的门户，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三月十二日，西义一的“日军第八师团”向古北口发起进攻；关麟征的“第十七军第二十五师”和王以哲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奋力抵抗，双方短兵相接、不分胜负。 第二天，“守军”连续击退“日军”三次攻击；激战三昼夜，毙伤“日军”两千余人；不过，“中国军队”伤亡也甚惨重，“师长”关麟征在与“日军”的混战中身负重伤。 于是，“第二十五师”撤至密云整补，古北口防务由黄杰的“第二师”接替。 黄杰的“第二师”接防后，战斗仍异常激烈；不过，“日军”因伤亡惨重，未敢轻易冒进。至四月二十一日，黄杰的“第二师”仍坚守在古北口南天门的两侧高地。 此时，杨杰被调离，“第八军团”由徐庭瑶代理“总指挥”。 尔后，黄杰的“第二师”又连续作战五昼夜，伤亡甚大、疲惫至极，南天门防务由刘戡的“第八十三师”接替。 当晚，“日军”攻占的八道子楼高地；于是，将山炮等重火器置于此处，对“第八十三师”阵地准确炮击。 炮轰至四月二十八日，阵地化为焦土，刘戡的“第八十三师”被迫撤防北平密云；至此，古北口南天门才被“日军”占领。 接着，“日军”又攻占了新开岭、密云，兵锋直迫北平的怀柔。 同时，“日军”中村馨的“混成第三十三旅团”进攻长城东部要隘界岭口时，遭到商震所指挥的“第二军团第三十二军独立第十六旅”缪澄流部的抵抗。 “日军”坂本政右卫门的“第六师团”进攻迁安西北的冷口时，也遭到商震所指挥的“第二军团第三十二军第一三九师”黄光华部的抵抗。 只是，缪澄流稍作抵抗后即予退却；于是，界岭口被“日军”占领；接着，滦东又相继失陷，“日军”转向察哈尔省、多伦、沽源等地危急。 “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见长城各关隘均被突破，赶紧密《电》蒋＊介＊石＊，要求“速派‘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黄郛与日方谈判”，以“寻求‘和平’途径”。 五月中旬，“日军”进逼“平、津”，“国民政府”赶紧《令》“黄郛北上、与日方谈判”。 五月二十二日，蒋＊介＊石＊《指示》黄郛“除签字、承认伪‘满洲国’、割让四省之条目外，其它条件皆可答应”。 黄郛受《命》后，当晚就与“日本驻北平武官”永津进行密谈。 就在察哈尔形势日益危竣的关头，“国民政府”准备与“日军”议和之时，原“西北军”首领冯玉祥分别致《电》南方的胡汉民、陈济棠、邹鲁、李济琛、李宗仁、白崇禧和上海的“国民党中执委”程潜、李烈钧等人，声言：“华北危急，只有以全力与暴日作殊死战。军需至急，盼分头发起募捐，以应急需。”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冯玉祥在张家口建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又称“察绥抗日同盟军”，冯玉祥自《任》“总司令”。 同时，发出《就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通电》，呼吁：“凡真正抗日者，国民之友，亦即我之友；凡不抗日或假抗日者，国民之敌，亦即我之敌。所望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寇，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 冯玉祥的呼吁，立即得到了各爱国将领的响应。 被迫出国考察的吉鸿昌，回国后正在天津招兵卖马；闻冯玉祥在张家口举事，即遵照中＊共＊的《指示》，召集旧部、率众开赴张家口。 驻扎在晋南襄城的方振武部，冲破何应钦的重重阻力、也到达了张家口。 冯玉祥的旧部孙良诚、高树勋、张凌云等，相继收编了宋敬久、马金良、雷中田、李海山、宋振玉、乜玉岭、胡云山等部一万五千余人，也投奔而来。 同时，退到察哈尔、河北两省的数万“东北义勇军”也归入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除此，由东北、华北、平津、内蒙古的爱国官兵、工人、农民和爱国学生组成的“同盟军”共九万多人，也聚集到了冯玉祥的麾下。 如此，“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顿时势盛了。 黄郛受《命》北上后，即在“英国公使”蓝浦森的斡旋下，与日方进行了秘密谈判。 由于，蒋＊介＊石＊已对黄郛有过授意，而日本也畏于中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因此，五月二十五日当晚就达成了《停战案概要备忘录》。 只是，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接受停战”的苛刻条件。 “南京政府”为尽快结束战争，接受了日方提出的一切要求。 五月三十日，何应钦又派遣“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赴密云、同“关东军参谋长”冈村宁次再次谈判；并于五月三十一日，中、日双方就签定了《塘沽停战协定》。 《塘沽停战协定》规定：“在长城以南设置一百公里的‘非武装地带’，中国军队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也不能越过该线；日本军队则可用飞机或其它方法施以侦察，中国方面应加保护并予以各种便利；长城线以南的上述地区之治安维持，以中国警察机关任之。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军感情之武力团体。” 如此，实际上承认了“长城成了中国与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的‘国界’”；并且，划定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行动区”，华北的主权就在一定程度上丧失殆尽，为“日军”进一步控制整个华北提供了方便。 《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后，冯玉祥难以接受；立即《通电》揭露“南京国民政府”的“妥协政策”，并《宣布》“将独立与日本作战”。 至六月十五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已有十二万人，十万条枪。 于是，六月二十二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以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率部向察哈尔北部的“伪军”进击；在收复康保、宝昌、沽源等城池后，又向驻守多伦的“日军”发起反击。 多伦是察哈尔的重镇，为察哈尔、绥远、热河三省之间的交通枢纽；此时，有茂木谦之助的“关东军骑兵第四旅团”驻守，加上从康保、宝昌、沽源等地溃逃而来的“伪军”张海鹏、崔兴五、李守信部，兵力实是不少。 七月四日，“同盟军”开始攻打多伦，激战三天，外围“伪军”逐渐不支。 吉鸿昌遂下《令》“总攻”，并亲临前线督战；“同盟军”邓文、李忠义、张凌云部同时发起猛攻，一举攻破多伦外围阵地。 七月十二日，“同盟军”士兵化装成“回民商贩”混入多伦城内，突然发动攻击。 “日、伪军”猝不及防，白刃格斗四个小时后渐感不支；最后，从东门突围，向驻于丰宁的西义一的“关东军第八师团”靠拢。 至此，察哈尔东部四县全被收复；“国人”为之欢欣鼓舞，各“抗日”团体纷纷发表贺《电》。 但是，“南京国民政府”大为惊愕；冯玉祥如此振臂一呼，就有大批旧部投其麾下，且一举收复了察哈尔东部四县。 蒋＊介＊石＊自然不能容忍这种公然“自立山头”的行为，遂公开《声明》“不承认同盟军的合法地位”，断绝内地与察哈尔省的一切联系；并《命令》：“‘晋绥军’集中于山西北部、‘西北军’和‘中央军’集中于冀北，作军事围剿准备。” 同时，还派出大批政客、间谍前往“同盟军”各部分化、收买。 不久，冯占海、李忠义、檀自新、鲍刚等人被收买成功“归顺中央”；“同盟军左路军副总指挥”兼“第五路总指挥”邓文被暗杀，“同盟军”顿时分崩离析。 八月八日，“关东军”分两路进行反攻，北路攻打多伦，南路打沽源。 吉鸿昌部奋力抵抗，暂时迟滞了“日军”的攻势；但是，“同盟军”缺枪少弹，处境越来越艰难。八月中旬，多伦终于失陷。 冯玉祥鉴于“同盟军”内部不稳、濒临破产，又无外援、弹尽粮绝的窘境；遂不得不与“国民政府”接洽，《宣布》“‘同盟军’归顺中央”，他个人“辞去‘同盟军总司令’之职”；同时，解散“同盟军”，各部任由去留。 此后，冯玉祥回到泰山隐居。 此时，宋哲元奉何应钦之《命》，收编了张凌云、佟麟阁、檀自新、乜玉岭、唐聚五等部。 方振武决定“与‘国民政府’对抗到底”，向东往独石口转移。 而吉鸿昌部则向绥远西进，欲前往宁夏。结果，在二台子一带遭到“晋绥军”傅作义部和原“同盟军”的张凌云部的围攻；只得折返独石口，与方振武部会合。 九月十日，吉鸿昌、方振武等人在云州整编队伍，决定“公开对抗‘南京国民政府’自立山头”，并将部队改名为“抗日讨贼军”。 “抗日讨贼军”组成后，即于九月二十一日攻占了怀柔、密云。 十月初，何应钦调集“中央军”商震部、原“西北军”关麟征、庞炳勋部将“抗日讨贼军”包围在昌平、汤山一带。 “抗日讨贼军”在外无援兵、内缺补给的情况下，苦战十余日；最终，仅剩下四百余人，不得不《宣布》“接受‘国民政府’改编”；方振武、吉鸿昌不愿投诚，遂不得不化妆遁逃。 至此，轰轰烈烈的“察哈尔军民”自发的“抗日”烽火终于被扑灭了。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九日，吉鸿昌在天津进行“抗日”活动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蒋＊介＊石＊对吉鸿昌早已恨之入骨，即下《令》“立时枪决”。 十一月二十四日，吉鸿昌在北平遇害。临刑前，留下了浩气长存的《诗篇》：“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而方振武自“抗日讨贼军”失败后长期隐居于香港，后也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这些皆为后话，此顺提，不另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