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7章十九路福建事变 五次反围剿失利
【史要】“‘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十九路军”“福建事变”；“中＊共＊六届五中全会”，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 却说，《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后，“国民政府”有了喘息的时机；于是，蒋＊介＊石＊又迫不及待地对中＊共＊“江西中央苏区”组织“第五次‘围剿’”了。 这次，蒋＊介＊石＊调集了五十九个师、共约五十余万兵力。 并以顾祝同为“北路军总司令”，指挥“第一路军”、“第二路军”、“第三路军”的三十三个师。 其中，“第一路军”的四个师驻于吉水、新淦、永丰、乐安、宜黄地区，“第二路军”的六个师驻于金溪、腾桥、崇仁地区；而仍以陈诚《任》“总指挥”的“第三路军”十八个师，则作为此次“围剿”的“主力军”，集结于南城、南丰、临川地区。 以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指挥广东的十一个师，扼守“闽、粤、赣”三省交界处的武平、安远、赣县、上犹等地，防阻“红军”南下。 以何键为“西路军总司令”，指挥湖南的九个师，驻守湘赣、湘鄂赣边境，以阻止“红军”西进。 以蔡廷锴为“第十九路军总指挥”，指挥六个师，驻守福建，以阻止“红军”东向。 同时，蒋＊介＊石＊吸取了前几次“围剿”屡屡失败的教训，采纳了“德国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和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的《建议》，决定“改用‘堡垒战术’的新方法”，企图“稳扎稳打”逐步封锁、压缩并摧毁“苏区”。 而此时，“‘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奥地利人奥托·布劳恩来到了“江西中央苏区”。 奥托·布劳恩是一九三二年春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派往中国的，“中＊共＊临时中央”迁往“江西中央苏区”后，奥托·布劳恩也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以“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身份来到瑞金；尔后，奥托·布劳恩开始启用他的中文名字“李德”。 李德来到“中央苏区”时，正值“第五次反‘围剿’”期间。 由于，李德与王明熟悉，又曾就读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所以，“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就将“红军”的军事指挥大权交给了这位“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 然而，李德只有街垒巷战经；虽然，怀有“帮助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良好愿望；但是，他不明中国国情、不问战争实际情况，仅凭着课本上的条条框框、坐在房子里只能按地图瞎指挥。 当蒋＊介＊石＊调集了五十万重兵准备对“中央苏区”实施“围剿”时，李德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企图以“阵地战、正规战”御敌于“苏区”之外，以“守护‘苏区’的每一寸土地”。 为此，李德《命令》由“红一军团”、“红十四师”为主组成的“红军中央军”和由“红三军团”、“红十九师”为主组成的“红军东方军”，“继续在抚河与赣江之间地区和闽西北地区对‘国民党军’实行不停顿的进攻”。 但是，“国民党军”采用了“堡垒战术”、窝在坚固的堡垒中不出，令长于“运动战”、“游击战”的“红军”使不上劲。 且由于，“红军”缺少攻坚用的装备；在与“国民党军”的“堡垒战”中，非但没能得利，反而屡次遭受挫折。 九月中旬，“红军中央军”奉《命》“北上攻打南城”。 南城有“国民党军”陶峙岳的“第八师”、李云杰的“第二十三师”、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驻守，“红军中央军”攻打多日、总不能克城；“红军中央军”在北线受挫后，遂放弃攻取南城。 九月二十五日，“国民党军北路军”三个师见“红军”退去，即由南城、硝石向黎川发起进攻，并一举占领了黎川。 于是，李德又《命》“红军东方军”由“福建的将乐、顺昌北上”；拟“先消灭进驻黎川的‘国民党军’，进而与敌之主力在抚河决战”。 同时，《令》“红军中央军”由“永丰、乐安东向攻击”，以“牵制南城、南丰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保障“红军东方军”收复黎川。 十月六日，“红军东方军”在向硝石前进途中的洵口、飞鸢，与由黎川前来侦察的“国民党军”三个团遭遇；将其大部歼灭后，攻取了硝石。 尔后，“国民党军”依托坚固堡垒据守不出；“红军东方军”连攻数日不克，且伤亡严重。 此时，“红军中央军”阻止敌之援军却未达目的；十月十三日，“国民党军”的援军四个师进抵硝石，“红军东方军”被迫撤离。 “国民党军”夺回硝石后，继续构筑坚固的堡封、稳扎稳打、逐步推进。 十月十八日，驻于南城的四个师由硝石进到潭头市，进驻黎川的三个师又占据了资溪桥。 在此情况下，李德仍《令》“红军”主力插入“国民党军”堡垒密集地区实施强攻；于是，十月二十二日，“红军东方军”以三个师攻击资溪桥和潭头市，主力集结于石峡、洵口、湖坊地区准备突击被牵动之敌。 然而，“国民党军”凭据堡垒坚守，“红军东方军”连攻四天未克。 此时，“中革军委”《决定》将“红十军”改编为“红七军团”，寻淮洲《任》“军团长”、萧劲光《任》“政委”；将“红一军团”的“红三师”和“红十四师”组成“第九军团”，罗炳辉《任》“军团长”，蔡树藩《任》“政委”。 “红七军团”和“红九军团”组成后，李德立即《命令》“‘红七军团’伸入抚州地区活动”，企图“调动金溪、南城、南丰的‘国民党军’”。 十一月十一日，寻淮洲的“红七军团”向浒湾进攻时，却在八角亭附近遭到金溪、琅琚、浒湾的“国民党军”夹击。 “红三军团”赶紧驰援，也在八角亭东南受阻；遭受重大伤亡，被迫撤出战斗。结果，“红七军团”阵地被突破后也被迫撤退。 十月十五日，“红军中央军”奉《命》由荐源桥至棠阴的“国民党军”堡垒线间隙北出作战；却在云盖山、大雄关等地遭遇“国民党军”五个师的夹攻，因伤亡严重、被迫向“苏区”内转移。 至此，“红军”虽经近两个月浴血苦战，却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反而使部队遭受很大损失，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从此，“红军”转入阵地防御，与“国民党军”进行消耗战。 且在此时，“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在福州爆发了“福建事变”又称“闽变”。 原来，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陈铭枢《命令》“‘第十九路军’抗击‘日军’、反对妥协”，却受到蒋＊介＊石、汪精卫的排斥；并于十月，毅然“辞职”赴法国。 而“淞沪抗战”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签署了屈辱的《凇沪协定》；“第十九路军”也被蒋＊介＊石＊调至福建“剿共”，蒋光鼐、蔡廷锴心中郁郁寡欢。 眼看着日本得寸进尺地侵吞中国领土，蒋＊介＊石＊却一再叫嚷“攘外必先安内”、忙于中国人自己打自己，甚是看不顺眼。 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榆关事件”爆发后，日本“关东军”又侵占了山海关。 此时，陈铭枢从法国回来。 于是，二月二日，即以福建、广东、广西三省组成了“西南国防委员会”，并通过了《粤桂闽三省联防约章草案》。 五月二十五日，蒋光鼐、蔡廷锴又以“十九路军”为基础，联合发表了《反对与日妥协通电》，表明了“福建政府和十九路军的抗日决心和态度”。 但是，蒋＊介＊石＊却来《电》横加斥责。并授意“蓝衣社”特务黄汉光暗杀蒋光鼐、蔡廷锴，妄图颠覆“十九路军”；此事被查获，颠覆未成；同时，查处了“福建省政府”中“蓝衣社”特务高登艇、郑贞文、林知渊、孙希文等人。 为了抵制蒋＊介＊石＊的暗杀，蒋光鼐、蔡廷锴决定以牙还牙，在“十九路军”内部秘密成立“改造社”，防范“蓝衣社”特务打入内部、策划军队哗变；特别对“黄埔军校”和“中央军校”中毕业的军官范汉杰、张君嵩、吴康南、汤毅生等人进行调查，“参谋处长”范汉杰被查实家中装有秘密电台与蒋＊介＊石＊联系，即行秘密处死。 至此，蒋光鼐、蔡廷锴与蒋＊介＊石＊愈来愈远了。 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塘沽停战协定》签字后的第二天，蒋光鼐、蔡廷锴又在福州发表《通电》：“反对蒋＊介＊石＊对日妥协、出卖华北。” 此时，中国共产党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提出“停止进攻苏维埃”、“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统一与领土的完整”，深受蒋光鼐、蔡廷锴的赞许。 蒋光鼐对蔡廷锴说：“我们应当迅速响应，尽快和****建立联系。只有走‘联共抗日’的道路，才能挽救十九路军。” 尔后，蒋光鼐、蔡廷锴又与李济琛、陈铭枢等人商议，决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并商定“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主力，在福建福州发动‘抗日反蒋事变’”，事变后“建立反蒋政权”。 为此，当对“中＊共＊江西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开始后；“十九路军”非但没有遵照蒋＊介＊石＊的《命令》积极参与“围剿”，反而派遣陈铭枢的幕僚陈公培潜入“苏区”、在水口秘密会见了“红三军团总司令”彭德怀，并在福建南平王台签订了《停战协定》。 接着，又派“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前往江西的瑞金，与中＊共＊派遣的代表潘汉年谈判；并于十月二十六日，双方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从而，为与蒋＊介＊石＊分庭抗礼创造了有利条件。 十一月十八日，陈铭枢在福州东郊鼓山喝水岩召开“十九路军”将领及“闽变”主要策划者的紧急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李济琛、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陈友仁、黄琪翔、徐谦、李章达及“十九路军各军”军长、参谋长等十余人。 会议从上午一直延至深夜，在发难时间上争论不休；最后，决定“十一月二十日举事”，以免夜长梦多。 是日，李济琛、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等人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会上，发表了《人民权利宣言》。 第二天，李济琛、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等人又《通电》宣告：“脱离国民党。”随后，联合“第三党”和“神州国光社”发起成立了“生产人民党”，以陈铭枢为总书记。 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正式《宣告》成立；由李济琛担《任》“中华共和国主席”，推举陈铭枢、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方振武、黄琪翔、徐谦、李章达、余心清、何公敢等为“政府委员”。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定“福州”为“中华共和国”首都；原福建省分为闽海、兴泉、汀漳、延建等四省，分别由何公敢、戴戟、许友超、萨镇冰等《担任》“省长”。 并废除“南京国民政府”年号，改“民国二十二年”为“中华共和国元年”；废除原来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新制了由“上红、下蓝、中嵌一颗黄色五星”的新国旗。 同时，颁布《成立宣言》、《对外宣言》、《最低政纲十八条》、《告全国武装同志书》、《通缉蒋中正及其党羽汪精卫等布告》等文告。 《宣布》：“革命政府的中心任务，是外求民族解放，排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内求打倒军阀，推翻国民党统治，实现人民民主自由，发展国民经济，解放工农劳苦群众。” 从此，“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正式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了。 “福建事变”爆发后，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无疑是当头棒喝，蒋＊介＊石＊不由得吓出了一身冷汗。 于是，蒋＊介＊石＊立即停止对中＊共＊的第五次“围剿”；发布对“十九路军”的《讨逆令》，抽调进攻“江西中央苏区”的“嫡系”部队十余万人组成“讨逆军”；以“国民党第四军”张治中为“讨逆军总指挥”、“第二军军长”蒋鼎文为“讨逆军前敌总指挥”，向福建进发。 同时，蒋＊介＊石＊还大撒金钱，收买“十九路军”高级将领，使其内部自乱阵脚。 一九三四年一月四日，蒋鼎文在延平向“十九路军”发起进攻；仅在一天之内，延平、水口等地就失守。 同时，“国民党第四军总指挥”张治中也将古田包围。 因为，蒋＊介＊石＊已用“银票”收买了“十九路军”的各级将领；所以，当张治中写《信》劝降，几乎全部向蒋＊介＊石＊投诚。 于是，张治中不费一枪一弹，就轻而易举地拿下了古田。 古田、延平、水口失守后，蔡廷锴《建议》“向闽南撤退”，以保全“十九路军”的力量；于是，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三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暂时迁都漳平。 一月二十一日下午，时《任》“人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蔡廷锴在泉州“第二军军部”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认为“有计划的抵抗已经不容易，为了保存力量，拟将部队分路西进闽西”。 然而，“人民革命军”的“第一军军长”沈光汉、“第二军军长”毛维寿、“第三军军长”区寿年、“第四军军长”张炎等人皆不愿“西进”；力促李济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诸公“先行离开”，并推举戴戟“出面维持局面”。 同时，联名《通电》称：“同室cao戈，贻害邦国，智者不为。一致决议脱离人民政府，拥护中央；一切政治问题，静待商决，化干戈为玉帛，保护国之安宁。全国明哲，谅表同情。即令各部队集结，停止军事行动，静待和平处理。” 蔡廷锴见大势已去、不可挽回，遂只得辗转至香港、游历于海外，继续为“抗日”而呼号。 蒋光鼐、李济琛等人则先到泉州、再经龙岩乘飞机到汕头，再向广东的陈济棠借道进入香港。 陈铭枢、黄琪翔、何公敢等人则化装潜入广东，然后也辗转去了香港。 “十九路军”收编后，番号被撤法；接着，改为“赣、粤、闽、湘、鄂剿匪军东路军第七路军”，《任命》毛维寿为“总指挥”、张炎为“副总指挥”。 但是，张炎不愿与“红军”作战，遂去了香港拒不受任；沈光汉、区寿年也因番号取消，愤而去了香港。 至此，“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告》成立不到两个月、就以失败告终，“福建事变”结束。 蒋＊介＊石＊平定“福建事变”后，即将入闽部队改编为“东路军”，协同“北路军”、“南路军”重新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围剿”。 同时，蒋＊介＊石＊还将入“赣、闽”“围剿”的部队组成十支“纵队”，逐渐收拢包围圈。 周浑元的“第五师”、万耀煌的“第十三师”、王懋德的“第二十八师”、姚纯的“第九十六师”及由“第五十二师”残部改编而成、夏楚中的“第九十八师”组成“第八纵队”，从吉安、泰和向沙村、兴国进军。 吴奇伟的“第九十师”、梁华盛的“第九十二师”、唐云山的“第九十三师”及由“第五十九师”残部改编而成、郭思演的“第九十九师”组成“第七纵队”，从乐安、永丰向沙溪、龙岗进军。 李云杰的“第二十三师”、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陶峙岳的“第八师”组成“第六纵队”，从南丰、黎川向建宁进军。 萧乾的“第十一师”、周至柔的“第十四师”、徐鹏云的“第六十七师”、汪醒吾的“第五十四师”组成“第五纵队”，从神岗、党口向古龙岗、宁都进军。 赵观涛的“第六师”、樊崧甫的“第七十九师”组成“第三纵队”，从广昌向石城进军。 李玉堂的“第三师”、李延年的“第九师”、谢彬的“第八十五师”、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师”组成“第四纵队”，从龙岩向朋口进军。 冷欣的“第四师”、孙元良的“第八十八师”、汤恩伯的“第八十九师”组成“第十纵队”，从将乐、顺昌向归化进军。 另外，以李默庵的“第十师”为“第九纵队”，驻于永安；以胡宗南的“第一师”、刘绍先的“第四十三师”为“第一纵队”，驻于安远；以王均的“第七师”为“第二纵队”，驻于信丰、赣州。 如此部署定后，“国民党军”各部仍采用“堡垒”战术，步步为营向“苏区中央”迫进。 “国民党军”采用“堡垒”战后，一遇到“红军”的攻击常常后退回堡垒中去，致使“红军”要想成功地击溃和歼灭敌人很难。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已失去了军权的毛＊泽＊东＊沉不住了，提出“‘红军’主力应乘机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寻求无堡垒地带作战，威胁‘国民党军’的根本重地，以迫使‘国民党军’回援，进而打破‘国民党军’之‘围剿’”。 然而，博古等人根本听不进毛＊泽＊东＊的忠告；而且，在一九一四年一月十五日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上，进一步打击和排挤毛＊泽＊东＊。 “六届五中全会”设立“**********”，行施原“中央**********常委”职能；博古、张闻天、******、项英为“书记处书记”，博古“负总责”。 毛＊泽＊东＊没有出席会议，虽仍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但排名最后；如此，毛＊泽＊东＊在党内声音更弱了。 而李德对于毛＊泽＊东＊的话更是当耳边风，仍坚持己见一意孤行。 他要求“红军”也“建立防御工事”，以便“实施短促突击的支撑点，好让‘红军’主力能够对‘国民党军’形成包抄堵截之势”；企图以“堡垒对堡垒”方式、用“阵地防御、短促突击”顶住敌人的进攻。 “红军”按李德的打法进行部署和战斗，短促突击、战果并不大；“红军”自己却损伤惨重，得不偿失只能步步后退。 这令前线指挥员渐生不满，林＊彪、聂荣臻联名《致信》批评“中央军委”，彭德怀更是当面骂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疼”。 于是，从一九三四年一月下旬开始，“红军”全线进入阵地防御战。 二月三日，“国民党军”四个师分两路进攻黎川、建宁；“红五军团”防线被突破，邱家隘、坪寮阵地丢失；“红九军团”和“红三军团红四师”也抵御失利，被迫南撤。 二月九日，“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分别在樟村以西的鸡公山、熊家寨与“国民党军第五纵队”的四个师激战，失利后也被迫南撤。 二月十五日，“红三军团红四师”和“红五军团”又在凤翔峰、司令岩、芦坑等地与“国民党军”的三个师激战，均未能获胜。 二月二十五日，“红一军团”终于在建宁西北部的山岬嶂经过三天激战后，才击溃了进攻建宁的“国民党军”。 但是，到三月中旬，“红军中央军”在与“国民党北路军”的频繁交战中节节失利、损失严重，逐步向广昌撤退。 至此，“国民党北路军”完成了乐安至黎川的堡垒封锁线，开始准备进攻广昌。 三月下旬，“红七军团”在沙县、将乐、泰宁、归化等地与“国民党东路军”展开激战，失利后被迫向西退守建宁、宁化一线。 得利后的“国民党东路军”也修筑碉堡、步步进逼向建宁推进，并与“国民党北路军”在“闽、赣边界”的德胜关会师。 “国民党北路军”和“东路军”在德胜关会师后，收紧了对“中＊共＊中央苏区”的包围圈，迫使“红军”主力在广昌、建宁等地与之决战。 四月上旬，“国民党军北路军”和“东路军”进到南丰的康都、西城桥、泰宁一线，并集中十一个师分两个纵队沿盱江两岸向广昌进攻。 “红军”被迫应战，以“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九军团”及“红五军团”的“红十三师”、“红二十三师”共九个师的兵力，采取“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所谓“正规战术”以求阻止“国民党军”进占广昌。 但因，“红军”连续作战已经十分疲劳、且减员很大、加之武器简陋；在如此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怎经得“消耗战”？ 因此，从四月十日开始，当“国民党军”七个师又一个炮兵旅在大批飞机的配合下向广昌交替攻击时，“红军”浴血奋战、疲于应付。 四月十四日，广昌北面的甘竹失守；五天后，大罗山、延福嶂阵地又丢失，“红军”组织反攻均未能奏效。至四月下旬，“红军”被逼撤至广昌城下。 四月二十七日，“国民党军”向广昌城发起总攻；“红军”顽强抵抗，并再次组织反攻，但仍未能阻止“国民党军”的连续攻击；第二天，“红军”撤出广昌。 此时，“国民党军东路军”也相继占领了太阳嶂、将军殿、弋口、挽舟岭、江家店等地。 五月十六日，“国民党东路军”在“北路军”和“空军”配合下攻占建宁。五月上旬，“国民党南路军”也占领了筠门岭要塞。 至六月，中＊共＊失去了大片土地、“苏区”范围逐渐缩小。 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采取了“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方针》，“将‘红军’主力分别配置在兴国、古龙冈、头陂、驿前、连城、筠门岭等地区，继续同‘国民党军’拼消耗”。 但是，情势已是十分严峻！ 一九三四年七月，“中央军委”派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孔荷宠到驻在兴国的“红军补充训练三师”检查工作。 由于，屡受批评及对“左”倾领导的不满，孔荷宠早就打算“伺机出逃”；现在，觉得有了机会。 于是，孔荷宠在听取了“师长”曾春鉴、“政委”胡定坤的汇报后，在“师特派员”裴周玉的陪同下又到兴国县委了解几千新兵入伍的情况。 孔荷宠到兴国后，又以“到高兴圩看望战友”为借口，在“师部参谋处”骗取了通行证、并借得一匹马，连夜逃到“国民党第三十六军”周浑元部。 孔荷宠叛变投敌后，将出逃前偷偷绘制的在江西“红都”瑞金的沙洲坝镇中＊共＊中央“党、政、军”首脑机关的分布图呈上。 蒋＊介＊石＊闻之大喜，立即《命令》“把孔荷宠送到南昌”；于是，“南昌行营主任”贺国光将孔荷宠带到南昌。 孔荷宠见到蒋＊介＊石＊后，双手送上了那张图；并详细告知了“毛＊泽＊东＊已失去军权‘靠边站’，博古依靠李德指挥‘红军’”等一系列中＊共＊党内变动情况。 至此，蒋＊介＊石＊方才明白“怪不得‘红军’改变了惯用的游击战术，原来是毛＊泽＊东＊不再指挥‘红军’了。” 于是，蒋＊介＊石＊鼓励顾祝同说：“放开胆子加紧进攻吧，再不必惧怕毛＊泽＊东＊了。” 随即，顾祝同放开胆进攻了，中央机关不得不由沙洲坝迁到了瑞金城西十九公里处的云石山。 蒋＊介＊石＊对孔荷宠的投诚非常高兴，称之为“‘红军’瓦解之先声”。 同时，蒋＊介＊石＊为吸引一些意志薄弱者投奔自己；特意让孔荷宠与自己同坐豪华轿车，在南昌城周游一圈、招摇过市。 果然，孔荷宠的叛变，开了一些“红军”将领叛变的先河。 随后，“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湘、赣省委书”兼“湘、赣军区政委”陈洪时、“闽、浙、赣********”兼“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曾洪易、“闽、赣军区政治部主任”彭祐、“新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等人，对前途充满悲观、而先后叛变。 “湘、赣军区独立第四团”的“团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全部叛变，“湘、鄂、赣军区红十六师”的“师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代主任”也都先后投敌。 因此，“红军”处在了前所未遇的危境之中，大有一决即溃之忧了。